回去，不在乎形象，墨子却做不到。所以，同为"圣人行"的，李敖活得虽难度最高，却活得最痛快，痛快的原因之一，是我可以公然自大。我曾告诉陈彦增说："大概只有像你这样深知我的老朋友，才对我这种关门自大的态度，不以为异，也毫不见怪。不深知我的人，就不习惯我这种大模大样了。其实我的自大，从不表现在脸上，只是表现在身上，我从无满脸骄气，却总有一身做骨……只有深知自己的老朋友，才能消受得起，不是吗？"我认为，自大如果变为一种施教或武器，自大是可贵的。李鸿章、戴高乐（DeGaulle），都是出了名的自大的人，他们在受别人气的国势里，居然能以气势凌人、以自大获得别人的慑服与尊敬，这真是了不起的事。但是，李鸿章、戴高乐他们这种大模大样的外铄，都因为在内心中，他们真的都有舍我其谁的气魄，所以"诚于中，形于外"，就有那种架式出来，并不是演戏，而是真的舍我其谁的。三十年前，《纽约时报》的两名记者包德甫和沙荡夹住我，跟我合照一相，一边照相我一边说："糟糕，我被美帝包围了。"——他们知道我这个中国人自大，而愿一左一右侧立拍照，可是，我仍旧嘴不饶人，真情以玩笑出之，我深愧不如李鸿章和戴高乐也。
当然，你自大，你自我肯定的部分，别人并不一定买账，邓维帧要办《政治家》时，跟我谈过很久，我就告诉他我应该是第一期的封面人物。他问："为什么？你又不是政治家。"
我说："就因为我不是政治家，所以才应该找我。政治家是应由思想家来领导的，你说对不对？要不然水准就会降低，会变成政客。罗素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时，不是也莫名其妙吗？他觉得他应该得和平奖才对。"罗素为什么会有自我肯定与别人肯定的落差呢？原因无他，你的伟大，别人不知道百分之百，只能知道百分之几而已。明朝未年，姑苏才子汤卿谋说人生不可不具三副眼泪：第一副眼泪哭国家大局之不可为；第二副眼泪哭文章不遇知己；第三副眼泪哭才子不遇佳人。后逢甲申之变，伤心而死，活了二十四岁。这位短命才子以文章不遇知己而哭，其实这种情形不以小牌作家为然，即使大牌作家如袁枚等，虽名满天下，但读者所测其浅深，也极有限，文章遇得的知己也只是部分而已。我李敖以文章名，但读者所知，也只是部分而已、甚至是一小部分而已。不过有一趣事，聊可推翻明朝才子，一九九二年一月三日上午，我在荣民医院排队领药时，有两个阿婆插队，我斥责之。事后有一漂亮摩登女士回过头来说："李敖先生你的《北京法源寺》写得好极了！"我一时认不出她来。后来她拿出名片，才知道她是郑淑敏。我说："十多年前远流老板介绍过。你愈来愈年轻，认不出你来了。"我的《北京法源寺》是我"不遇知己"的"文章"，但得"佳人"品评如上，自是佳话。可惜一些"佳人"，她们正如古话说的"卿本佳入，奈何从贼"，她们跟错了男人、认错了体制、入错了政党，"从贼"以去，未免可惜。
有收藏家刻收藏印，印文是"但愿得者如吾辈，虽非我有亦可喜"，对艺术品和女人，我的心胸亦复如此，只是得者多为牛粪，故鲜花插上，殊杀风景耳。一九八四年春天，我在路上认识了台大心理系的"渊如"，很有味道的女孩子，我认识她二十分钟就约她到我家，她跟我来了，后来还定了下次约会时间。不久，我收到她的信，她说还是不再来了，说她宁愿过平凡的日子。又在电话中说她还是跟定她相识已久的政战学校的男朋友了，我对她太"高"了。挂了电话以后，我的感觉是一片惋惜－鲜花又插在牛粪上了。"但愿得者如吾辈，虽非我有亦可喜"，可是，谁又能如吾辈呢？
为什么我的人生不像明朝才子那样悲惨呢？因为我用玩世的喜感"化"掉了一切，所以遇到不如意事，我不但没有三副眼泪，连一副也没有，有的只是哈哈一笑。不如意事以外，我发为评论，评论中也考究玩世的喜感。例如一九八九年有所谓无壳蜗牛卧上街头，以无住屋为抗议的活动，孟绝子打电话来，聊天中谈到如何才能有效逼国民党伪政府面对房屋政策，谈的结果，发现只有采集体大便模式，才能奏效。无壳蜗牛们应以一万人为集合人数，先到中正纪念堂大使，如官方再形玩忽，则二十四小时后，再去慈湖大便……（略——
编者狗屎编者－文岭）于是，无壳蜗牛们无屋可住，逐水草而居；国民党有屋住不得，逐水肥而居，余味无穷之下，民进党进无隙拉大便，退无缘捡水肥，其逐臭空间，也随问政空间一体减少矣。
政治问题，大便解决，其斯之谓欤？惟一的流弊是，有朝一日，国民党政府房屋政策落实过度，盖好以后，以为是国民住宅，其实全是一间问公厕。蜗牛又叫苦矣！——这就是我玩世的喜感。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六日，李宁代《政治家》访问我，说：
"你的确是个很好的宣传家。是你的性格如此吗？还是另有原因？"我答道："当然一部分是我的性格，另一个原因是我的戏，""我出道的时代跟胡适不一样。胡适那时代的知识人很受尊重，而胡适出来时就是大学教授，当然容易造成一个好形象。我一出道就是流氓，靠打天下起家，所以，不断有诉讼、不断有花边新闻，不可能有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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