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而是认为这些洋玩意都是我们古书中早就说过的现话。这一派的老祖宗是明人李王粲，他在《劈邪说》中骂利玛窦道：
近复举其伎俩一二，如星文律器，称为中土之所未见未闻，窜图订用，包藏祸萌。不思此等技艺，原在吾儒覆载之中。
这种"原在吾儒覆载之中"的大言，在我们国民心中流传很广：
阮元就拿过后汉的四分法来比西洋数学（《畴人传》）；印光任就拿过周脾来包括"浑盖通宪之器，寒热五带之理"（《澳门纪略》）；陈启天就拿过孟子的后来比近代民主政治的观念（《中国政治哲学概论》）；毛子水就拿过大戴礼记"四角之不揜"的话来比西方的地圆说（《中国科学思想》）。现在某些人做一些事，动辄以古人"先得我心"而自喜的，或以"与古法合"自傲的，都是"古已有之"病患者，你若问他"孔子周游列国时为什么坐马车不坐汽车？"他并不说"那时候没有汽车"，他的答复是："那时候的马车就是现在的汽车。"这种夸大诞妄的先生门，说破了，不过是古人尸影下的奴隶罢了。中土流传病
犯这种病的人比前一派更有夸大狂。前一派只是"本来我们就有"，这一派则是"本来是我们的"，"两洋近代文明是我们传过去的。"在情人允禄的《数理精蕴》里，竟说西洋教士的天算格致：
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
而其原因，乃是：
三代圣时，声教四讫，重译向风，则书籍流传于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未畴人子弟，失官分散、嗣经秦火，中原之典章既多缺仗；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传。此西学之所以有本也……（卷一，《周髀经解叙》）
这真是毫无历史根据的谎言！本来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声教四讫"的情形不是没有。例如：养蚕、造纸、瓷器、柠檬、大黄等的西传，都是斑斑可考的史实。但若不根据史乘，认为一切都是"吾家旧物"，一切都是西人"阴图以去"的，这就未免有点无赖了。而耍这种无赖的，纪晓岚和他老师刘文正最为拿手，在《滦阳续录》卷一中，我们可以拜读他们的高论。
这种"中土流传"病本是"礼失求诸野"观念的翻版，这种病严重以后，就会乱做浮夸的历史考证：什么法显发现美洲啦、詹天佑发明火车挂钩啦、徐福就是日本神武天皇啦、宋儒理学对欧洲文化划时代的影响啦，不一而足。又常见一些人最爱拈出罗盘、火药、印刷术来骄人，殊不知这些东西早就在洋人手里脱胎换骨好多次了！不得已病
近三百年前，杨光先和比利时的南怀仁斗历法失败，遣戍归来，写成了《不得已》。他呼吁"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躲在这种态度背后的动机，说穿了疱，不过是怕洋人"收吾天下之人心"罢了。这帮子人一方面想要人家的文明，一方面又觉得要了危险，想来想去，决定还是不要好。
这种畏葸的小心眼儿，投鼠忌器的谨慎，真是怪可怜的：他们怕这一变，连腐朽的老本也没有了。梁漱溟后来写《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民国二十二年）时，已经明显的转入"不得已"派，他那种"最后觉悟"的语气是很沉痛的，他一方面中国之于西洋，有所不及则诚然矣！（页九十七）一方面又自甘于不及，他说：
悟得了什么……于一向之所怀疑而未能遽然否认者，现在断然地否认他了……否认什么？否认了一切西洋把戏，更不沾恋！西洋把戏之真不得而用之也！（页十三）
"更不沾恋"，"真不得而用之"，这是何等不得已的调调儿！现在很多人因为赚不到钱转而歌颂"抱布贸丝"的农业社会，因为讨不到老婆转而留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最后诋毁工业文明、攻击自由恋爱，究其微意，不过"不得已"三字耳！酸葡萄病
这种病患者对西洋把戏的口号是："没有什么稀罕""又有什么了不起！"明末许大受的《圣朝佐辟》最能发挥这种高论。他认为洋鬼子的东西"纵巧亦何益于身心？"他举的例子是：
……自鸣钟，不过定刻漏耳！费数十金为之，有何大益？桔槔之制，曰人力省耳，乃为之最难，成之易败，不反耗金钱乎？火车（此指火炮）等器，未能歼敌，先已火人，此又安足尚乎？
这些"有何大益"乎、"反耗金钱乎"、"又安足尚乎"，全是吃不到葡萄的狐狸的专用语汇。乾隆时英国使臣请福大人参观他们的兵操，可是福大人的答话可妙了：
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乾隆英使觐见记》页一0三）
这就是许大受的"体"与福大人的"用"！犯这种病的人比患"不得已"病的还低级：后者起码还承认外国好，可是我们不要他的好；犯这种病的人就不同了：他内心深处觉得外国好，可是在外表上，他一定要表现"张脉偾兴"，一定要理由化（rationalization），好使他心安一些。这种善为巧饰的心理，三百年下来，还是完美的遗传着，世风是日下了，可是人心并没有。不古呀！
以上六派都可说是纯粹排斥西方的。他们共同的色彩是西方并不值得学，我们固有文化是无待外求的。在这六派中，有的已经变得乖巧了，至少他们不再用义和团的符咒来征服世界了，他们要用齐如山梦想的"国舞"来"远征世界"了。无论如何，在精神上、他们永远是胜利者，永远站在洋鬼子的肩膀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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