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碰了头，最好的办法是我们"贫而无谄"，人家"富而好施"。可是这样下去，我们就永远是个落后国家。
不想做落后国家的唯一办法是改变经济形态，从农业社会跨进工业社会。
但是工业社会是动的、扩展的、进取的、不知足的、不靠祖宗的、不依赖白胡子老头的。在工业社会里面，一切传统的价值体系，不论是好是坏，全都是生了锈的发条，全都不能配合新的齿轮发挥作用。
我们要跨进工业社会，要光明磊落的跨进，不是"犹抱琵琶"的跨进。旧琵琶除了能遮丑，别无用处。
我们要奏工业社会的迎春曲，不能依赖农业社会的旧琵巴。
可是一一些老先生却不这样想，他们死爱面子，总是不肯"琵琶别抱"，他们忸忸怩怩的，欲说还休，于是钱穆又出场了，钱穆唱道：
中国文化一向建基植根在农业上，因此只有在农业社会里，才可有办法……不是农业社会，我们的文化力量就难运使，则我们所理想的世界主义，便永难达到。
唱到这里，实在唱得极佳，可是再唱下去，就走板了：
中国应该走进一步，走上工业之路。除了农业外，还要加强工业，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化，应可再进一步达到它原先理想的境界……要兴工业，便要新科学……只要科学加进来，一切自会变，但问题在如何不推翻固有的传统而能变。（以上皆《国史新论》页一三七）
这又是两全其美派的好梦了！钱穆苦口婆心，其目的无非是"变"而又变得"不推翻固有传统"，想"学到了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而不把自己传统文化以安足为终极理想的农业文化精神所丧或戕伐了"。可惜的是，他根本没有想通这两种东西是互不相容的。
据我看来，钱穆对他这些恋恋不舍的话头自己也不深信的，因为他明明知道"文化之完整性"，把农业社会的味精硬往工业社会的大菜里炒，其不能可口也，明矣！所以钱穆说：
如同砌七巧板，板片并不多，但一片移动，片片都得移，否则搭不成样子。（《中国文化史导论》页五）
既然这样，我就要奉劝钱先生，不要再想把农业社会的板片朝工业社会上搭了，"搭不成样子"的！
可是很多老年人硬是这样子，明明搭不成，却偏想搭。他们以媒婆的心肠，做救世的事业，例如他们总爱说："在孝的一方面，的确是今不如古了！"我也同意他们的看法。可是原因何在？原因就在我们正从农业社会往下脱，脱出了家族本位、脱出了五世同堂，钻进了工业社会、钻进了小家庭。在这种经济形态下，谁也不能为了"防老"就一窝一窝的"养儿"，谁也没工夫守那"寝苫枕块"的三年之丧，"今不如古"是必然的。但是，这又有什么法子？这种"日下"的世风绝不是提倡固有孝道就挡得住的。如果我们要走向工业化，这是一颗必须要吞的苦药九，当然我们大家都不愿意，可是除了拿哭丧棒装孝子外，我们今天究竟能找到多少二十四孝中的人物？
第四个原因是"不了解文化移植的本质"。不肯彻底接受西洋现代文化的人，他们派生出来的理由五花八门，不过都不太时髦。最时髦的一种理由是——中国"国情"不同，中国有"空间时间的特殊性"（十教授语），其实这种"特殊性"的论调，早在民国十六年就被常乃德发挥尽致了。他说。
一切文化是含有地域性和时代性的，今日中国之新文化，在地域上是"中国"，在时间上是"今日"。因为是在中国，所以绝非西洋，绝不能完全承受西洋文化；因为是在今日，所以绝非旧时代，绝不能完全承受旧中国的文化。在今日的中国，我们的问题不是怎样采取而是怎样创造，我们依据时代和地域的背景而创造中国的新文化。
（《中国民族与中国新文化之创造》，《东方杂志》二十四卷二十四号）
既然决定创造新文化，于是聪明人的高见又来了，他们想出一个好办法，这个办法可叫做"王二娘法。"王二娘去衡阳街办货，充分发挥了自由采买的精神，好东西就买，坏东西就不买；回到家里，收拾房间，好东西就保留，坏东西就往外一丢。王二娘的精神正是十教授等人的精神：
存其所当有，去其所当去。
取长舍短，择善而从。
总之，在取舍方面，要有一个"标准"。谈到"标准"，张君励的劲儿就来了，他捻着胡子，兴高采烈的提议道：
应将西洋文化在物质上精神上应采取者，一一列举出来；中国文化上应保存者，亦一一列举出来。（《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东方杂志》十九卷三号）
这种开清单的法子看来实在诱人！可惜他们只会做裁缝，不曾了解文化移植的本质，他们的通病在对文化本是"完全的整体（integralwhole）"上面没有真正的理解，他们总想择肥而噬、总想任意剪裁、总想只要好的不要坏的、总想"接受科学知识和工艺技术"，而不"动摇他们基本的价值系统（基本观念）"
（这是徐道邻《转变中的文化观念》一文中参考三种洋书而求到的结论）。
不客气的说，他们对西洋文化，统统打着一个"买椟还珠"
的算盘，他们不知道这种好梦是根本做不成的。在文化移植上，要椟就得要珠，不愿要珠也休想要椟，椟中没珠也不成其为椟，要要就得全要，不要也得全要，因为全世界的"时间空间"有"特殊性"了，在南宋时，我们老大帝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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