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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西化的结果会带来不可避免的"流弊"，可是我们总该认清我们的"大目标"是什么，为了怕肚痛，难道就不养孩子吗？为了怕噎着，难道就不吃饭吗？我们的"大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的强国，在这个"大目标"下，我们该有"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决绝与胸襟。"大目标"
是安慰我们补偿我们最好的代价。在这个百年大计中如果真有"损失"，也是值得一千的。
同样的道理，我可以说，难道为了怕"花柳病"，就不同这美人"成其好事"了吗？这不太懦夫了吗？太不罗曼蒂克了吗？在美人面前，我们要有"卖油郎"的精神：只要"花魁女"能使咱们生气蓬勃，她有点"花柳病"，又算得了什么？
何况，这美人即使有"花柳病"，也不会…要求我们预防"的。徐先生这话表示他不懂女人心理。徐先生该再仔细看看那本库普林（AlexanderLvanovichKuprin）的"亚玛"（Yama），看看那位有了性病的女孩儿怎样对付她那心上的小冤家——
她绝不会"要求"的！咱们也无从预防"起。女人的"缺点"永远是神秘的，绝不是徐先生和我所能假定的。
还有，这美人如果真有"花柳病"，她一定偷偷请教西化派的医学博士，绝不会找传统派的中医，更不会找什么超越派的密医。我们江湖郎中的救美计划是休想染指的！徐道邻的新保守主义
我们的大病在于不承认我们的弱点，我们的弱点在缺少生气蓬勃的酵素，就好像"卖油郎"缺少了"花魁女"。今天我们最该承认的，莫过于承认我们需要"花魁女"。肯定了这个大前提，其他一切都是余事！
面对这美人，我们需要的是"勇气和毅力"，而不是"保守眼光"。徐先生在"论守旧和革新"中，曾告诉我们：
不拿保守眼光的巨盾来掩护自己、欺骗自己，就必须忍受承认弱，点的烦恼，和使出急起直追的力量。这种有碍于日常心理的安宁，和生活方式的安定，一般普通人哪里能拿出来这种勇气和毅力？
这是多么明智的论断！承认我们的"弱点"是需要"花魁女"。
也许会使黄帝子孙有点难为情，有点"烦恼"。可是除了"急起直追"外，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去寻找生气蓬勃的酵素？这美人和她的"缺点"来了，也许暂时"有碍于日常心理的安宁，和生活方式的安定"，可是又有什么两全的法子？美人还在金屋外面，我们有什么"预防"的办法？我们今天第一件事是先"占有"她和她的"缺点"再说，我们还不配谈"预防"！还没有工夫谈"预防"！
不幸的是，"论守旧和革新"的作者本人，却和"一般普通人"一样的缺乏"这种勇气和毅力"。他本人的"保守眼光"为他自己做了"巨盾"，也为一切保守主义者做了"巨盾"。当然啦，以他的聪明和灵巧，他是不会不骑一骑墙的。所以他一行文，便露骑墙的痕迹。例如他会说：
根据我们对于过去历史的认识，再加上我们现代社会学、人类学、行为学等等新的观点，对于想从中国一堆古书中研究出一种救世新药——不但要救中国人，并且要救全世界的人——的一种努力，我们至少认为还没有充分的事实的和理论的根据，使我们可以抱有过分乐观的信心。
但他同时也会说：
从社会学、人类学的立场看，我十分感觉着我们有把中国旧有的伦理思考从速的予以新颖化、予以通俗化的迫切需要。（以上皆引自《行动中的中国文化》）
这是何等矛盾！
在另一方面，他会说：
中国的社会，一直是农村经济的形态。而中国的衣村经济，则因为受了地理的限制，一直是一个匮乏的经济（economyofscarcity）。因之这个社会，也就很自然的接受了强调"知足、安分、克己"等等价值观念（亦即"礼"的精神）的儒家哲学。（《法律概念的形成》）
但他同时又在工业社会里宣传：
以生态学（ecology）的眼光来看，这一种处世哲学，不能说是完全要不得。中国在过去两千年中，度过了许多异族统治的灾难，接受了许多不同的外来的思想潮流，然而却始终维持着一个庞大的和谐的文化系统和统一民族，这一个传统的处世的哲学和精神，我们实在不能不承认其伟大和健壮。（《行动中的中国文化》）
这又是何等矛盾！
根据我上面的指陈，可证明徐先生实在是一位"新"的保守主义者。他处处为传统派婉转陈辞，又怕别人"误会"他是传统派。所以一当我点出他的真面目的时候，他便赶忙来更正，用"拘泥于字面的解释"（literaiinterpretation，参看徐道邻《语意学概要》页三，一九五六友联版）来掩藏他的"原意"。这种骑墙的态度充分显示了他对纯知识缺乏一点儿"心智真诚"。
徐先生的这类言论，何以弄得依违两可呢？这里含藏着一个有关治学及求真的重大问题。学问上的结论有时虽合真理，但不合一时一地若干势力人物的情感趋向。碰到这种情形、学人怎样办呢？这就是考验学人的学格高下的重要关头。
把"心智真诚"当做第一个考虑标准的学人，在这种关头，常常表现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伟大风范。然而，在此时此地，许多知识分子所表现的，则是"看风使舵"。因此，他们的言论，不是做权威的注脚，便是两边讨好。难怪在此时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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