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可卡瑟姆先生没有再重复这句话。
首先他们去了城市北部最贫穷的街区，堡内街区和巴伊拉姆帕夏区。雪似乎一点都没有停下的意思。大雪中塞尔达尔先生敲着夜屋的门，这些夜屋由石块、煤砖和带褶的薄板搭成，他问开门的女人们她们的男人在不在家。如果女人们认识他，他就用一种让人放心的语气介绍他的记者朋友，说他是因为选举而从伊斯坦布尔来卡尔斯的，但来这儿不单单是为了选举，他还要写卡尔斯目前存在的问题，年轻女人们为什么要自杀。如果他们能把自己的麻烦告诉他，那对卡尔斯也是有好处的。一些人把他们当作竞选市长的候选人，显得很高兴，以为他们会带来一罐罐的瓜子油、一箱箱的香皂，或者一袋袋的饼干和面条什么的，急切而又热情地把他俩让进屋来，还嘱咐卡别怕对他们叫唤的狗。另一些人则把他们的到来当作警察们搞的一种新式突袭和搜查，战战兢兢地开了门，当得知来人不是政府派来的便默不作声了。自杀年轻女子的家人们（卡在短短的时间内了解到了六起自杀事件）则都说，他们的孩子并没表现出什么不满，他们对事件也感到十分震惊，他们非常伤心。
在这些巴掌大的屋子里，有的地上什么都没铺，有的铺着机织地毯，冷得像冰窟窿，屋顶破旧。他们坐在歪歪斜斜的椅子上，坐在似乎一家比一家多的孩子们中间——孩子们推推搡搡地玩耍着破的塑料玩具（小车、掉了一条胳膊的玩具娃娃）、旧瓶子、空药盒和空茶叶盒，坐在时不时需要捅捅的火炉前，坐在用偷来的电采暖的电炉边，坐在没有声音但一直都开着的电视机前，听着卡尔斯说也说不完的伤痛和穷困，听着失业者和自杀年轻女子们的故事。母亲们因为儿子失业或因为儿子进了监狱而痛哭流涕；搓澡工每天在澡堂忙碌十二个小时，却仍难以让自己的八口之家填饱肚子；失业者们经常因为手头拮据犹豫还去不去茶馆。所有的这些人都抱怨着命运的不公，抱怨政府，他们向卡诉说着自己的痛苦，仿佛是在诉说家乡和国家的伤痛。所有的这些故事和愤怒都有一个共同点，尽管有从窗外射进来的白光，但这一共同点却让卡觉得进到屋里后，屋子显得十分昏暗，看不清屋里的东西。这种昏暗迫使他时不时地要把目光移向窗外飘落的雪，这种昏暗如同一层纱帐，以一种雪的沉寂的方式落在了他的脑海中，此时他的头脑已听不进这些关于贫困和不幸的故事了。
但他至死也不会忘记那些他所听到的关于自杀的故事。使卡感到震惊的不是故事中的贫困、无助和不理解，也不是做父母的如此不通情理，经常殴打自己的女儿，不允许她们出门；不是嫉妒的丈夫对妻子的压迫，也不是她们身无分文的窘境。真正让卡感到震惊和害怕的是这些自杀在日常生活中发生得那么突然，没有任何征兆。
比如说，一个女孩被逼着要和一个上了年纪的茶馆老板订婚，那天傍晚和以往一样，女孩和她的父母、三个弟弟妹妹和奶奶一起吃完了晚饭，同她的弟弟妹妹们说说笑笑地收拾完餐桌后，和以往一样去厨房拿甜食，但她从厨房来到花园，翻过窗子进到了父母的卧室，用父亲的猎枪打死了自己。听到枪声后，女孩的父母以为她还在厨房，却在卧室发现她躺在血泊中，他们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自杀，也想不明白她怎么从厨房到了卧室。另外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和每天傍晚一样，和两个兄弟抢遥控器，争电视看，孩子们吵了起来，她父亲过来狠揍了她两个耳光，她回到自己屋里像喝汽水一样一口气喝下了一大瓶农药摩尔塔林，死了。另外一个是十五岁就恋爱结了婚的女子，六个月前刚生完孩子，丈夫失了业，郁郁寡欢，常常打她，她再也忍受不了，和丈夫大吵一架后，走进厨房，把门锁上了，丈夫意识到她在里面要做什么，大喊大叫着想把门砸开，那女子却用事先早就准备好的吊钩和绳子上了吊。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由生到死的这种转变以一种让卡感到迷惑的令人绝望的速度发生。钉在天花板上的钩子，之前就装好子弹的武器，从旁边屋子拿到卧室里的农药瓶子，所有这些都证明这些年轻女子早就有了自杀的念头。
姑娘、少妇们突然开始自杀，这最初是在距离卡尔斯几百公里外的巴特曼发生的。世界上男人的自杀人数是妇女自杀人数的三四倍，而在巴特曼，妇女自杀人数是男人的三倍多，并且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数的四倍，这些现象最初引起了安卡拉国家统计局的一位年轻而又勤奋的工作人员的注意，他的一位记者朋友在《共和国报》登了一则短新闻，但在土耳其谁也没有对此表示关注。德国和法国驻土耳其的记者读了这则新闻后去巴特曼作了采访，并在他们本国进行了报导，这才引起土耳其报纸对自杀问题的关注，国内外许多记者都去了巴特曼。负责调查此类事件的官员们则认为这种关注和报导会刺激一些女子对此进行效仿。副市长在和卡的交谈中说，据统计，卡尔斯的自杀人数远远低于巴特曼,“目前”并不反对对自杀者家属进行采访，只是希望在和他们交谈时尽量少用“自杀”这个词，并且在《共和国报》上不要作夸张失实的报导。目前由心理专家、警察、检察官和负责宗教事务的官员们组成的一个专业工作组已经开始做准备，他们要从巴特曼到卡尔斯来，宗教事务部印有“人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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