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是因为他沮丧地知道，被他拒之于门外的那些旅客——只要他们有办法——以后就决不会再光临他的饭店了。彼得亲身遇到的最糟的一次经历是，有一个面包师会议在纽约开会，会议决定延长一天，以便让一些代表可以在曼哈顿附近作一次月夜漫游。有二百五十位面包师偕同他们的妻子继续留下来，遗憾的是他们没有通知饭店，而饭店却期待他们退房，腾出来给一个工程师会议。一想起因此而造成的那种混乱情况，几百个怒气冲天的工程师和他们的女眷呆在门厅里，有的还挥动着两年前就预定的定单，彼得仍然感觉不寒而栗。结果，由于城里其他饭店也早已客满，后来的人就被分头安排到纽约郊区的汽车旅馆里，直到第二天，面包师才若无其事地离去。然而，工程师的巨额出租汽车费用，加上一大笔现金补偿（以免受到起诉），都由饭店支付——这笔钱超过了从两次会议所获得的利润。
沃伦·特伦特点了一支雪茄，示意麦克德莫特从他身旁的一只匣子里拿一支香烟。彼得取了一支烟，说，“我与罗斯福饭店谈过了。如果我们今晚有困难的话，他们能提供大约三十个房间，帮助我们解决困难。”他心里想，这一点使人感到放心——这是一张备而不用的王牌，当然非到必要时不会使用。即使是你死我活地竞争的饭店，遇到那样的危机，也要相互支援，因为谁也无法知道下一次该轮到谁来支援谁了。
“好，”沃伦·特伦特说，一缕雪茄烟雾缭绕上升，“那么秋天的前景怎么样？”
“令人失望。我给你写了一张便条，谈到两个大型的工会会议都吹了。”
“它们为什么会吹了呢？”“还是我早先提醒过你的那个原因。我们继续执行种族歧视政策。我们不遵守民权法案，而工会对此深恶痛绝。”彼得无意地朝阿洛伊修斯·罗伊斯看了一眼，后者走进房来，正在整理一堆杂志。这个年轻黑人连头也不抬，说道，“不必担心会使我感到难堪，麦克德莫特先生，”——罗伊斯象昨晚那样故意加重土音说——“因为我们黑人对此已经是不以为奇了。”
沃伦·特伦特皱起眉头沉思着，严厉地说，“别这么怪声怪调。”
“是，先生！”罗伊斯不再整理杂志，面对他们两人站着。现在他的声调恢复了正常。“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这点：这些工会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们有社会道德心。当然，不仅仅是这些工会。更多的会议，即使是普通的人，都要远避这家饭店，除非它和其他类似的饭店承认时代已经不同了。”
沃伦·特伦特挥手示意罗伊斯住嘴。“回答他吧，”他对彼得·麦克德莫特说。“在这儿说话不必吞吞吐吐的。”
“我恰巧，”彼得轻声地说，“也同意他的话。”
“为什么同意，麦克德莫特先生？”罗伊斯讥笑地说。“你认为这有利于业务吗？使你的工作方便些吗？”
“这些都是充分的理由，”彼得说。“如果你认为只有这些理由，那说吧。”
沃伦·特伦特用手猛击一下椅子扶手，“甭管什么理由啦！问题在于，你们两人都是笨蛋。”
这是个经常发生的问题。在路易斯安那，虽然有联号关系的一些饭店几个月前已在名义上取消了种族隔离，可是有几家独立经营的饭店——由沃伦·特伦特和圣格雷戈里饭店带头——却拒不改变。大多数饭店对民权法案只遵守了一个短时期，开始收敛了一阵，过后它们又悄悄地恢复了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政策了。即使在审判法律案例期间，也有这样的事情：坚持种族隔离的人在当地人的坚决支持下，能够为拖延诉讼进行斗争，或许可以拖上几年。
“不！”沃伦·特伦特恶狠狠地捻熄了雪茄。“不管别处情况怎样，嗨，我们这里就是不准备遵守民权法案。喏，工会会议已决定不在我们这儿开会了。好吧，是停止讲空话，采取一些别的措施的时候了。”
从客厅里，沃伦·特伦特听到彼得·麦克德莫特走后外面的门被关上，以及阿洛伊修斯·罗伊斯走回到那间四周墙上摆满着书籍的小起居室的脚步声。这个小起居室归这个年轻黑人个人所用。几分钟后，罗伊斯就要去法学院上课，他每天总是在这个时候去学校读书的。
宽敞的客厅里鸦雀无声，只有空调设备发出的沙沙声，偶尔透过厚实的墙壁和绝缘的窗户从下面闹市传来一些声音。晨曦象手指般地渐渐伸入，照射在那铺着阔幅地毯的地板上，沃伦·特伦特眼睛盯着阳光，感觉自己的心怦怦地跳动得很厉害——这是几分钟的盛怒所引起的。他认为，这是他应该经常提防的一个警告。然而如今，仿佛有无数的事情在折磨他，使他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而要沉住气则更难了。或许这种盛怒只是性情暴躁的表现——是上了年纪的人常有的一种现象。但是更可能的是因为他感觉到大量的东西在消失，而且是永远地消失了，自己却又无能为力。此外，他过去一贯容易发怒——只有那短短的几年里是例外，那时赫丝特教会他一种不同的处世之道：要有耐心和幽默感，而一度他曾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静悄悄地坐在客厅里，想起往事心里感到激动。这仿佛已是久远以前的事啦！——距他带着她这个刚结婚的年轻新娘跨进这个房间以来，已有三十多年了。而他俩一起相处的时间又是多么短促啊：在那短短的几年里，他们快乐无比，想不到她竟生了使人瘫痪的脊髓灰质炎。它不到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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