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主要通过水路抵达。
正如费尔南德斯所解释的，提供多种选择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无法知道到了新埃斯佩兰萨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哪个地点可以降落或者最适宜我们降落。”
接人的飞机可以非常方便地飞过这三个降落地点，随时可以对地面发出的信号作出反应。帕特里奇小组要带一支可以发射红、绿信号弹的信号枪。绿色信号弹表示：正常降落，平安无事，红色信号弹表示：赶快降落，我们遇到了危险！如果从空中观察到步枪和机枪近距离交火，双方一致同意飞机不降落，而是返回利马！
既然无法确定回程飞机的确切时间，因此，首先在星期天上午8点派一架飞机飞越该地区的上空，如果地面与空中没能取得任何联系，星期一上午同一时间再派飞机飞越这一地区。此后，任何行动将由丽塔决定。小组远征期间，她将留在利马，并与纽约保持联系，帕特里奇认为这一安排至关重要。
行动计划讨论结束时，由代表CBA的丽塔和奥斯瓦尔多·齐勒里签署合同。双方签字以后，齐勒里和他们三人郑重其事地握手。齐勒里望着帕特里奇说：“我们将完成合同中我方的职责，尽最大努力为你们服务。”
帕特里奇本能地感到齐勒里会说到做到。
空运部署完成以后，帕特里奇同到凯撒饭店，在他们的套房里召集全体CBA小组成员会议，决定哪些人去新埃斯佩兰萨参加救援行动。己经确定了三个人：帕特里奇，明（因为必须要拍摄录像资料）和费尔南德斯。考虑到回程的飞机上要多带三位乘客，只能再去一个人。
这只能在三个人中间选择：电视录像编辑鲍勃·沃森，负责录音的肯·奥哈拉和默默无言的保镖托马斯。
费尔南德斯倾向于让托马斯去，他早就说过，“他身强力壮，能打善斗。”鲍勃·沃森一边抽着呛人的雪茄烟，一边催促道，“带我去，哈里！出了事，我能照顾自己。这在迈阿密骚乱中已经得到证实。”而奥哈拉只是说，“我很想去。”
帕特里奇最后选择了奥哈拉，因为他了解他，过去的经历证明他在紧张的情况下头脑冷静，足智多谋。此外，他们不准备携带录音设备——明将使用能同时录音的贝达型摄像设备——肯·奥哈拉天性会摆弄任何机械，这种才能将来很有用。
帕特里奇让费尔南德斯去操办各种设备。很快，这些设备便在饭店里堆积起来：轻便吊床，蚊帐和驱虫药，够吃两天的干粮，灌得满满的水壶，对水进行消毒的药片，大砍刀，小指南针，双筒望远镜，还有一些塑料布。鉴于每个人都要用背包背自己的必需品，因此在重量和需要之间找出一个适当的结合点。
费尔南德斯竭力主张人人带枪，帕特里奇同意了。电视记者和其它工作人员在海外工作时有时要带枪，这已成为电视界的一个事实，尽管他们把武器隐藏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对此，电视网总部既不表示赞同，也不反对，而是让在场工作的人员自己决断。这次行动中携带武器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况且参加这次行动的四个人都有使用武器的经历。
帕特里奇决定还是携带他那支带消音器的九毫米白朗宁手枪。他还带上一把突击队员使用的砍刀，这刀是英国军队中的一位少校赠送给他的。
明既要带摄像设备，又要带武器，因此他想带一种火力大但重量轻的武器；费尔南德斯说他可以搞到一支以色列制造的冲锋枪。奥哈拉说他随便，有什么武器就带什么武器；结果他带一支美国造的M—16型自动步枪。很显然，在利马只要有钱就什么武器都能买到，根本不会向购买武器的顾客提出任何问题。
自从星期三帕特里奇获悉救援的目标是新埃斯佩兰萨以来，他曾问过自己：要不要通知秘鲁当局，尤其是反恐怖分子的警察部队？星期四那天，他甚至又跑到电台播音员塞乔·赫达多那儿去征求意见，塞乔曾告诫他不要求助于政府军和警方。在同意互相保密的前提下，帕特里奇向塞乔透露案情的最新发展情况，并问塞乔有什么忠告？塞乔说，“我必须指出，像你们计划的那样去救援，你们要冒很大的危险。”
“我知道，”帕特里奇承认说。“但别无他法。”
这时正是刚过中午。塞乔烦躁不安地翻阅着他桌上的一份电传打字电报。过了几分钟，他问道，“哈里，你来这儿之前，有没有收到什么坏消息？我是说今天的消息。”
帕特里奇摇摇头。
“那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塞乔拿起电传打字电报递了过去。“这是你到这里之前刚送来的。”
这是路透社发的电讯稿，传递了纽约的CBA总部收到了尼古拉斯·斯隆的两只断指以及他父亲悲痛欲绝的消息。
“噢，我的上帝！”帕特里奇内心突然充满了极度的痛苦和自责，使他感到悲痛的是：为什么他的行动计划不能早一点实施呢？“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些什么？”塞乔说。“可是你无法阻止这类事情的发生，因为你的时间有限，信息不灵。”
帕特里奇思想上承认这话是对的。但他也知道自己在绑架案的调查过程中进展缓慢的问题，将会使他的心绪长久不得安宁。
“既然你在这儿，哈里，”塞乔说，“还有一件事。你们的CBA公司是不是归格洛班尼克工业公司所有？”
“是的。”
这位电台播音员打开了一格抽屉，拿出一叠夹在一起的纸片。“我从各种来源搞到的信息，其中一个来源就是森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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