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身份则隐退了，的确，在男性文化构建的价值体系中，一个女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的年轻、美丽、纯洁，这种必备的美好特征是几千年来男性追慕女性的唯一理由，也是现实生活中男性对女性的期望和价值评判标准。这种以年轻貌美为重的女性价值尺度作为一种司空见惯的文化现象长存于历史长河之中，已成为男权中心社会中男人、女人共同遵从的常规文化、心理。在商品社会里，这种以年龄和色相来衡量女性价值的陈规陋习愈演愈烈，一个不再年轻不再美丽的女人，只能在作为“母亲”的角色认同中寻找到价值的支撑点，她的诗人身份或者其他作为社会人的身份，则被轻描淡写地抛置到世俗的价值取向背后。
二、物质时代：都市女性的尴尬处境
林白写作的特征之一，便是对当代生活的极度明敏与准确把握。９０年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主潮便是急剧推进的市场经济与商业化的历史进程。不管你是否愿意，中国人已陷身于物质时代的欲望之海中。物质时代愈加赤裸地暴露了其男权社会的本质，其价值观念体系的重建，也仍然以女性的牺牲为代价。作为都市女性，她们既是欲望之海的主体与推进者，同时也无可回避地成了商业化的对象。《说吧，房间》正是通过艺术化地展示女人真实的历史境遇，对这一不可逆转的时代进程进行了抗议性参与，它以对男权文化声讨的、解构的、颠覆性的女性话语，凸现了女性在当代都市生活中，面临的种种困窘境况。
对尚未失去职业女性与家庭主妇身份的林多米来说，“令人疲惫的婚姻家庭和工作就像沙暴一样来势汹汹”，“不光时间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感受也是如此。割碎它们的是菜市、厨房、单位、工资、睡眠不足和体质下降”。在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林多米对性生活完全丧失了应有的兴趣。女性的双重角色——一方面作为职业妇女，她必须参与男权社会的角逐，与男人承担同样的社会义务和责任；另一方面男权主义的女性价值观，又要求女人必须成为贤妻良母，相夫教子，操持家政，在极其琐碎的家务劳动中担任主角，这种双重角色使女性陷入在夹缝中挣扎的两难境地。“家”曾是历史为女性指定的社会位置。女性原没有参与创造主流历史的权力。她们的智慧与灵性只能在“家”这个舞台上施展，这无疑是女性的悲哀；而另一方面，“家”又使女性理应得到男人的关照和庇护，避免社会上的各种竞争与厮杀，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又是女性的幸运。特别是当历史走到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直受到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的“铁饭碗”不复存在。女性直接面临着生存的困惑时，“家”哪怕再平淡再无聊再琐碎，它又何尝不是女性赖以耕耘收获的最后一片园地呢！然而，置身于商业化都市漩涡中的现代女性，她们的家庭同样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任何一种外力都能轻易地击碎婚姻之瓶。为了自尊为了爱为了女性的自主意识而离婚的女性，过去当她们走出传统的家庭生活方式，还能用事业成就的理想来标示自己存在的意义，但处在物质时代的离婚女性，却无力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失去公职，把这些女人抛进维持人类最基本需求的艰难处境中：生存、自己和孩子的生存，而这生存的困窘艰辛需要女人独自去承当。而令女人颇觉尴尬的是，她们“可以选择的养活自己和孩子的路，其实没有几条”，“即使把嫁人也看作一条路，也找不到一个既情投意合又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同时又没有结婚还要能容纳孩子的男人”。当林多米一次又一次寻找工作被拒绝，当南红身患盆腔炎，孤独地躺在床上，任长发里的虱子恣意纵横时，我们不禁要问：物质时代究竟给女人带来了什么？女性解放进程是前进了抑或是后退了？
《说吧，房间》毫不犹豫地把它的女性人物抛置在深圳这样一片都市热土，让它的主人公面对物质时代对女性的塑造、挤压和扭曲，直接感受来自灵魂和肉体的深切痛苦。在深圳，“拥有女人就像拥有房子和汽车一样，决不是什么虚荣心，而是一种身份，是成功男人的标志”，“女人越年轻、漂亮，气质越好，档次越高，种类越多，更换越频繁就越是成功”。没有金钱没有大哥大和轿车作为必要道具的男人，在女人眼里“根本就不是男人”，“深圳的大多数女人在接受一个男人的开始，总是收拾好自己，坐上一辆由男人开来的车，去赴一次晚餐”。在商业文化结构中，女性特质受到严重污染并发生可怕的畸变，那种貌似新潮潇洒的生活方式，实质是彻底抽空了女人的主体性，让她们自觉自愿沦为物质化、商业化的对象。女人本身具有交换价值，年轻、美貌、气质、品位都可以标上价码，去换取等值或超值的物质享受和所谓的成就感。男人注重女人的品位、气质就像文物鉴赏家注重收藏品的品相、年代一样。这种角色规范何其腐朽，是经过精心包装和翻新的女性耻辱，散发着千年不散的糜烂气息。拥有金钱和地位的“成功男人”，他们占有享用女人的“性”，魅惑驱使女人的灵魂，看上去是新一轮始乱终弃的封建俗套故事，所不同的是，在物质时代，这种男女之间的追逐或遗弃，增添了某种用金钱装点的时髦浪漫，而摆脱了封建时代儒家精神的道德约束。在这场两性征战中，真正的赢家不是男人，而是金钱。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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