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保护令。”
阿兰知道，就其正确的意义来讲，今天的听证会只是一种法律上的形式，是他和巴特勒之间对深奥的法律条文的辩论。但他事先早已决定，要尽全力突出人道主义原则。他继续说道：“我提请法庭注意移民部签发的驱逐令。”阿兰开始引用驱逐令上那些他早已背下来的话：“……拘禁并驱逐到你来加拿大之前的地方，或者到你有其公民权的国家，或者到其移民部批准你入境的国家……”
他指出，一个人不能被同时驱逐到4个地方，因此这个人究竟适合哪个条件，应该有某种决定。“由谁来作这一决定呢？”阿兰反问道，然后自己回答道：“人们会认为应由驱逐令的签发当局作决定。然而这个当局没有决定。它只决定，我的当事人亨利·杜瓦尔将被囚在船上。”
阿兰说道，由于这一行为——或者叫不行为——船长将被迫在四种去向之间作出无法实现的选择。阿兰激烈地高声说道：“这就好象阁下判定某人犯有某种罪，然后宣布说，‘我宣布判处此人或者收容3年，或者打12大板，或者在当地监狱里监禁6个月。至于按哪一形式发落，我将交由本法庭以外的某人决定’。”
阿兰停了下来，喝了一口汤姆·路易斯为他倒的冰水，他看见法官的脸上有一丝笑意。在另一张律师桌前，巴特勒那高傲的脸上毫无表情，只是用铅笔记下了什么。
阿兰继续说道：“阁下，我认为对亨利·杜瓦尔的驱逐令是有缺陷的，因此是无法精确实施的。”
现在该提出他最有力的论据了。他简练地介绍了当年艾哈迈德·辛格一案，不时引证着他带到法庭上来的那本司法报告中他已作了标记的重要部分。他说，在1921年的那桩案件中，一个加拿大法官裁决道：不能把被拒绝入境的移民艾哈迈德·辛格仅仅驱逐到一艘船上。因此现在也不能这样驱逐亨利·杜瓦尔。
阿兰指出：“从法律上看，上述两例是一样的。因此，应当根据人身保护法宣布该驱逐令无效，释放我的当事人。”
A·R·巴特勒的身体动了一下，又做了一个笔记。过一会儿就轮到他反驳或提出自己的论证了。然而此时阿兰还在自信地陈述着。他已经告诉德弗罗参议员了：我打算赢……
在巴特勒旁边的座位上坐着埃德加·克雷默，他正忧心忡忡地听着冗长的辩论程序。
埃德加·克雷默对法律有着较实际的了解。此时，这种了解加上直觉都告诉他，眼前听证会的进展对移民部很不利。他的第二个直觉告诉他，如果最后裁决对移民部不利，部里一定要找个替罪羊。而谁将成为这个替罪羊是最明显不过的了：他本人。
自从两天前接到别人转来总理的批评后，他就想到这种结果了。转给他的口信是：总理……对法庭听证会的处理……极为不满……不应当提出举行专门听证会……希望今后有更好的表现。”口信是总理的行政助理打电话传来的，那人转达时的口气简直有些幸灾乐祸。
埃德加·克雷默再次为自己受到的粗暴的不公正待遇感到痛恨。他甚至连自卫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无法亲自向总理解释说那场专门听证会是他不得已而为之，是眼前这个法官迫使他同意举行的；而他本人是在左右为难的情形下选择了这一危害最小，最节省时间的措施。
他那么做是对的，他到温哥华以来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正确的。
在他离开渥太华来这里之前，部里给他的指示是明确的。副部长亲自告诉他：如果杜瓦尔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移民资格，那么在任何条件下也不能放他入境。而且他还授权埃德加·克雷默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阻止一切放他入境的企图。
部里还保证：任何政治压力或公众舆论都不会干扰他依法办事。他被告知，这一保证直接来自部长沃伦德先生。
如同在他的全部生涯中一样，埃德加·克雷默认真执行指示。尽管发生了眼前这种事情，但他毕竟执行了议会通过的移民法。他忠于职守，恪守己任，毫无疏漏。至于一名崭露头角的律师和一名误入歧途的法官使他陷于窘境，这又不是他的错。
他想他的上级会理解的。然而……总理的不满却是另一回事了。
总理的批评足以使一个文职官员的政治生涯夭折，使他恶名远扬，升迁无望。即使政府更替了，这种看法常常会残存下来。
当然对他的批评并不严厉；也许怠理早已忘记了这件事。然而克雷默本能地感到，比起一周以前，他那光明的前途似乎稍稍暗淡了一些。
他必须坚决防止的是再出现一次有重大争议的事件。如果人们再次向总理提起他的名字……
法庭里，陈述还在进行。法官曾几次插进来发问，现在巴特勒和阿兰·梅特兰德正在礼貌地辩论一项法律条文。“我尊敬的同行说，这一驱逐令完全符合第36章规定的条件。我认为加进去的这些逗号是重要的。第36章的确切条件并不是……”
埃德加·克雷默恨阿兰的勇气。他的生理此时还有一种想小解的要求。近来，包括愤怒在内的感情激动常常引起这种反应。而且不容置疑的是，这一病痛恶化了，拖延小解引起的痛疼也更厉害了。他竭力想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忘掉它……想想别的事情……
他把眼睛转向亨利·杜瓦尔。那个年轻的偷乘者正咧着嘴在笑，什么也听不明白，两眼在法庭里四处张望。克雷默的全部直觉……多年的经验……都告诉他，这个人决不会成为一个安分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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