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西莉亚才说，“当时我没讲出来，如果去夏威夷的话，会使我难过的。”
他问她为什么。又一幅过去的画面呈现了出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西莉亚和她母亲住在费城；在美国海军中当士官的父亲——威利斯·德·格雷——正在夏威夷，他是珍珠港内停泊的美国战舰“亚利桑那号”上的军士长。日本人突然袭击的那一天，“亚利桑那号”被炸沉。船上一千零二名水手失踪。大多数是困死在舱内的；他们的尸体根本就没有找到，其中之一是威利斯·德·格雷。
在回答安德鲁的问题时，西莉亚说，“是的，我记得他。当然，他那时经常出海。但只要他回来休假，家里就总是很热闹，很开心。知道他即将回家时，我们总是很激动。连我的小妹妹珍妮特都安静不下来。尽管她对他的印象不如我深。”
安德鲁问道，“他是怎样一个人？”
西莉亚在回答前想了一会儿。“他个子很大，说话声音很响亮，他使人笑口常开，而且很喜欢小孩。他还是个强者——不单指身体，尽管他确实身体强壮，主要指精神上他很坚强。我母亲就不行，你可能看到了。她完全依赖他。甚至在他离家时，他也写信告诉她该怎么做。”
“现在她就依赖你罗？”
“看来结果是这样。事实上，从我父亲一死就这样了。”西莉亚微笑道。“当然，我早熟得惹人厌，很可能现在还这样。”
“有一点儿，”安德鲁说，“但我认定能忍受下去。”
后来他温柔地说，“你不愿去夏威夷度蜜月，我现在理解了。你到过那里吗？你去过珍珠港吗？”
西莉亚摇摇头。“我母亲从来不想去，而我尽管弄不清什么原因，至今还没打算去。”她停了一会儿继续说，“我听说可以到‘亚利桑那号’下沉的地方去，可以看得见海底的那条船，但就是没办法把它打捞上来。你会觉得我这念头奇怪，安德鲁，但总有一天我会乐于到我父亲牺牲的地方去，但不是一个人去。我想带上儿女去。”
两人有一会儿没说话，后来安德鲁说，“我认为这念头一点儿也不奇怪。我现在就向你保证：当我们有了儿女，当他们懂事的时候，那时我会安排这事的。”
另一天，在一只破旧不堪的渗水小划艇上，安德鲁一边不熟练地用力划桨，一边同西莉亚谈她的工作。
“我从前总认为，”安德鲁评论说，“医药公司的新药推销员都是——嗯，都是男人。”
“不要划得离岸太远，我有预感，这破玩意儿快沉了。”西莉亚说，“你说得对——大多是男人，但也有少数女人；有些过去是军队的护士。不过在费尔丁-罗思公司，我是第一个，迄今为止还是唯一的女新药推销员。”
“这可了不起。你怎么做到的？”
“兜了个圈子。”
西莉亚回忆说，一九五二年她从宾州大学毕业，得化学学士学位。她是靠奖学金以及夜晚和周末在药房打工上完大学的。
“在药房干的时候，一只手根据医生处方给顾客拿药，另一只手给顾客拿卷发器、除臭剂等等，我学会了许多后来证明对我有用的东西。对了，有时我也私下卖一些物品。”
她作了点说明。
男人，多半是些年轻人，有时来到药房心神不宁地走来走去，总想引那男营业员的注意。这些迹象逃不过西莉亚的眼睛。她就问，“你要买什么？”
回答往往是，“他什么时候有空？”
“如果你需要避孕套，”西莉亚和颜悦色地说，“我们有不少货供你挑选。”于是她就从柜台里拿出各种商标的盒子堆在柜台上。那些男人羞红了脸，买后赶紧走了。
偶尔也有轻狂之徒问西莉亚，能不能帮他试一下这产品。对这种问题她备着回答。“好吧。你说什么时候都行。我想现在我的梅毒已经没事了。”
尽管有的人可能意识到这是玩笑话，却显然没有人想冒这个险，因为凡是提过这种轻薄问题的人，她再也没见过他们露面了。
安德鲁大笑，桨也不划了，随小艇去漂流。
西莉亚又说，凭着学士学位，她向费尔丁-罗思制药公司申请做一个助理药剂师。被录用后，她在制药实验室工作了两年。
“我在那里也学到一些东西——主要是，除非你有志于献身科学，实验室的工作单调、重复，令人厌烦。销售和如何做买卖当时使我感兴趣。我现在仍对这两样感兴趣。”她加了一句，“而且做买卖的部门是可以做出重大决策的地方。”
可是想从实验室工作转到销售部门去一事，做起来却很困难。起初她按常规打报告要求，被回绝了。“他们说，公司的政策是，销售部门只雇妇女当秘书。”
她不愿接受上级的这一决定，想好了一套办法。
“我认识到，如果公司改变政策，那么提议改变的人该是萨姆·霍索恩。在我们的婚礼上你见到过他。”
“就是你的上级，地区销售部的头儿，”安德鲁说。“那个批准我们生两个孩子的人。”
“对，他点头了，我将来才能干下去。我当时可决定了，要影响霍索恩的唯一途径是通过他妻子。这要冒风险。这一着差点儿行不通。”
西莉亚发现，莉莲·霍索恩太太在一些妇女团体中很活跃，因此，看来她可能同情一个有事业心的妇女。于是，一个白天，当萨姆在公司上班的时候，西莉亚去他家里找他妻子。
“我从来没见过她，”西莉亚对安德鲁说。“我也没同她预约。我只是去按门铃并闯了进去。”
霍索恩太太的接待很不友好。她三十刚出头，比西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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