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诺亚·汤森现年五十八岁，多年以来体现了一个经验丰富的内科医生必备的一切条件。他医德高尚，到他这里来就诊的人，无论贫富，一视同仁。
他仪表堂堂；举止文雅、高贵。因而来找汤森大夫诊治的人络绎不绝。病人喜欢他，信赖他；他也值得病人信赖，因为他认真给他们看病。他诊断病情被认为惊人地准确。汤森的妻子希尔达有一次对安德鲁说。“一次聚会上，我站在诺亚身旁，他看着屋子那一头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悄悄对我说，‘那人病已很重了，可他自己还不知道。’另一次他说，‘那边一位妇女，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但她只能活六个月了。’他从来没说错过。从来没错。”
汤森的病人也有同样感觉。他们之间交谈汤森对他们病情的诊断如何准确的趣事轶闻时，称汤森为“巫医”。有一个病人甚至从非洲捎回来一个巫医的面具作为礼物，汤森很得意地把它挂在他诊室的墙上。
安德鲁也很敬重这位老前辈的医术。同时，他们之间逐渐产生了一种真诚而深厚的感情。从安德鲁这一方说来，相当重要的原因是：汤森在一切方面对于这个年轻得多的同事都是慷慨大度的。
安德鲁敬重诺亚·汤森还出于这样一个事实：诺亚通过系统的阅读，紧跟着医学的发展；对于这一点，和诺亚同龄的内科医生们往往不重视。不过最近几个月来，安德鲁也注意到汤森有时神思恍惚，偶尔说话口齿不清。还有那一年诺亚发生的几次显然异乎寻常的行为。把所有的征兆联系起来看，安德鲁感到忐忑不安。尽管他一直安慰自己说，可能是紧张和疲劳造成的，因为他们两人每天要接诊许多病人，工作量很大，人很辛苦。
一个月以前，那是在十一月份的一个下午——安德鲁现在记清楚了，从那天以后他就开始进入探索自己灵魂的痛苦时期——忐忑不安、模模糊糊的怀疑已经变成现实。
那天的经过是这样的：安德鲁想去和汤森商量怎样安排两人的假期。他和汤森大夫总是轮换着互相顶替几天的。在确知汤森诊室里没有病人时，安德鲁轻轻敲了一下门就走了进去。这种做法他们两人已习以为常。
背对着安德鲁的汤森转过身来，吃了一惊，匆忙中已来不及将手掌上的一把药片和胶囊藏起来。如果不是这位前辈紧接着的行为，安德鲁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汤森窘得脸通红，后来又做出满不在乎的神气，将一把药往嘴里一塞，用一杯水把药送进肚里。
安德鲁见到的情景意味着什么，对此汤森无法忽视，不过他力图把这说成是小事一桩。“这下子我给炉膛里添燃料时给你抓住了……我承认有时我吃一些——你知道，近来工作压力太大……但我决不会忘乎所以……我是一个老资格的医生，小伙子——我懂得很多，不会控制不住自己的……真糟糕，被你看见了。”汤森哈哈一笑，但这笑声听起来是假笑。“所以，你别担心，安德鲁——我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不吃的。”
汤森的解释没使安德鲁信服，更不叫人信服的是他说话时口齿不清。这意味着诺亚·汤森刚才咽下的药并不是当天的第一次。
安德鲁一针见血地问道，“你吃的是些什么药？”话刚出口他就后悔了。
又是一阵假笑。“哦，只不过是几片右旋苯异丙胺，几粒帕可丹，为了增加点味道还添了一点点达尔丰……安德鲁，这到底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接着，有点儿像要吵架似地说，“跟你说过了，我是有控制地吃的。现在，你来找我有什么事？”
安德鲁的脑子里一片混乱，提了提安排休假的事——这件事现在看来简直太微不足道了——迅即把需要定下来的事谈妥，就尽快地离开了诺亚的诊室。他需要独自思索。
安德鲁对他的前辈随意咽下那一大把混杂的麻醉剂感到震惊，药片和胶囊加起来总有十三四粒吧。据诺亚自己讲，这些药是兴奋剂和镇静剂——这两种药互相起反应，任何一个称职的医生都不会在一张处方上同时开这两类药。尽管安德鲁对吸毒问题不是专家，他却很清楚：凭大剂量服用麻醉剂和服用时的随便态度，可以判断一个人的药瘾已相当深。而乱吃凭处方才供应的兴奋剂和镇静剂——诺亚刚才显然就是乱吃的——对人造成的危险和伤害，并不亚于街头违法出售的毒品。
下一步怎么办呢？安德鲁决定，立即着手调查，把事情弄得清楚一些。
随后的两个星期，他利用所有可能节省下来的时间，跑一些备有医药参考资料的图书馆。圣比德医院有一个小型的；安德鲁知道纽瓦克还有一个这样的图书馆。在这两个图书馆中，凡有关内科医生变成服药上瘾者的报告都已分类编目，查找方便。在阅读这些资料时，他感到第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这是个很普通、很普遍的问题。据美国医药协会估计：所有内科医生中，约有百分之五的人因滥用麻醉剂，酒精中毒或其他有关缘故而“受害”。安德鲁推断，如果美国医药协会已承认这个惊人的数字，那么真正的数字肯定更高。其他报告似乎和他的想法一致。大多数报告估计为百分之十，有几个报告估计为百分之十五。
所有写调查报告的人有一个结论相同：医生们陷进去而不能自拔，原因在于他们过于自信。他们自恃有专门知识，因此在用麻醉剂时不需防备有上瘾的危险，可是他们几乎总是错了。诺亚·汤森说过，“……我决不会忘乎所以……我懂得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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