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汤森大夫，”安德鲁说，“此刻正在病房查房。据我个人所知，汤森大夫已受麻醉药之害，他已服药成瘾了。我认为他不能行医了，因为可能危及病人的生命。另外，也是据我个人所知，这星期里本医院有一个病人已不必要地死去，这是由于诺亚·汤森在药性发作时处理错误所致。”
“主耶稣呀！”一听到最后这句话，院长的脸变得煞白。现在他请求道，“安德鲁，你能不能至少不提最后这一点呢？”
“我不能，我也不愿意！我还要求你立即采取行动。”安德鲁又愤愤地说，“四年前我们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时你本该采取行动，但是你和别人宁愿闭上嘴，眼睛瞧着别处。”
伦纳德·斯威廷大声咆哮，“我是得采取行动了。在你讲了这些以后，从法律角度来看，我没有别的办法。至于从前的事，我可什么也不知道。”
“你撒谎，”安德鲁说，“我们俩都清楚这点。但这事我也算了，因为当时我和你一样糟糕，一样胆小。我所关心的是现在。”
院长叹了一口气。他半是自言自语地说，“我想，有朝一日这事总会露馅的。”于是他走到办公桌旁，拿起了电话筒。
话筒里传来了秘书呱呱的声音，斯威廷吩咐说，“给我在市中心把董事长找到。不管他在干什么，叫他的人一定要立即通知他。事情很紧急。你把这做完后，你和你那里其他人分头打电话，通知召开医务委员会议。马上就在董事会的会议室里开。”斯威廷看了一眼时钟。“现在各部门的头儿应该都在医院里。”
院长放下话筒，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苦相，然后他态度温和了。“今天这日子不好，安德鲁。对我们大家、对医院都不好。不过我知道你做了你认为应该做的事。”
安德鲁沉闷地点点头。“下一步怎么办？”
“几分钟后就要召开医务委员会议，到时候要请你进去。先等在这里。”
外边的什么地方响起了汽笛，时已中午。
时间。等待。等啊等。
安德鲁灰心丧气地在想：过去，他等啊等的，等得过了头。他等得太久了。直等到病人——一个还可以活许多年的年轻病人——死去。
四年零八个月以前，安德鲁就发现诺亚·汤森已服药上瘾。从那以后，他一直尽可能地看住这位比他老的内科医生——目的是保证不出医疗事故，也不要有重大的误诊。由于安德鲁显然难以一直保持近距离观察，他也就满足于没有重大治疗事故发生。
诺亚似乎理解并接受这位同事的关心，他经常和安德鲁商讨难以处理的病例。很明显的是，不管他是否服用麻醉药，这位老大夫的诊断术继续在起作用。
另一方面，汤森大夫显而易见地变得更无所顾忌地服用麻醉剂。他已不像过去那样回避安德鲁了，而受麻醉剂影响的征兆也愈来愈明显——目光呆滞、口齿不清、双手发抖——在诊所和在圣比德医院都一样。他让几十个装处方用麻醉药样品的瓶子摊得诊所里到处都是，懒得费工夫把它们放在看不见的地方。他常把手伸进瓶子去掏——偶尔安德鲁就在他身旁——仿佛瓶里装的是糖果。
有时安德鲁不明白，汤森怎么能一边不断地服麻醉剂，一边却又似乎能行使职责。后来他这样推断：习惯难改，本能也一样。诺亚已行医这么多年了，他做的许多事——包括对别人说来很难的诊断病情——在他都轻而易举。安德鲁想，诺亚多少有点儿像一架有毛病的机器，还在凭它本身的动量运转。但问题在于：这动量能维持多久呢？
在圣比德医院，看来还是没有别人来分担安德鲁的忧虑。但在一九六一年——这是在安德鲁发现诺亚的事，并和伦纳德·斯威廷作了不欢而散的第一次谈话的后一年——诺亚·汤森不当内科主任，也不参加医院的医务委员会了。这些变动究竟是汤森自己的主意，还是有人悄悄建议的结果，安德鲁从来没弄清楚。而且，从那以后，汤森的社会活动减少，待在家里的时间比过去多了。在诊所里，他减轻了自己的工作量，多半把新病人推给安德鲁和一个新来他们诊所的年轻医生奥斯卡·阿伦斯。
安德鲁还是常替诺亚和病人担忧，但因为看来没出什么大问题，安德鲁就——眼下他才明白——只是听之任之，不采取任何措施，等着发生什么事情，同时又凭其主观愿望，以为不会发生什么事了。
一直到这个星期。
事情的高xdx潮到来时，它来得猝不及防，粉碎了安德鲁的主观愿望。
起初安德鲁只听到不完全、不连贯的消息。因为他怀疑并经过一番调查，很快他就能把发生的各种事按正确的顺序串起来了。
事情开始于星期二下午。
二十九岁的库尔特·怀拉齐克那天来到汤森大夫的诊所，诉说喉咙痛，恶心，老是咳嗽，还感到发烧。检查证明，他喉咙发炎，体温102华氏度，呼吸急促。经过听诊，诺亚·汤森写的病历表明：他听到受抑制的呼吸声，肺罗音，胸膜有摩擦音。汤森诊断为肺炎，叫怀拉齐克前去马上能收他住院的圣比德医院，并说当天晚一些时候，再去那里看他。
怀拉齐克并不是初诊病人。他到诊所来过好几次了。第一次来是在三年前。那次他也是喉咙发炎来的，当时汤森给他打了一针青霉素。
打针后的几天里，怀拉齐克的喉咙恢复正常，但全身出现了发痒的皮疹。
皮疹说明他对青霉素过敏；他再也不能用这种药了，因为将来的副作用也许很厉害，甚至危及生命。汤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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