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方便的地方——在马里兰州的渔人街——这地方在华盛顿市以北约十五英里处，从白宫或国会山去那里需要开一小时的车，颇叫人生厌。该局设在一幢不起眼的E字形砖房里，这房子是六十年代的廉价建筑，在设计上缺乏想象力。
这幢楼里有七千人工作。办公室大多很小很挤。不少办公室没有窗户，有的房间人既多又满放着办公桌椅等等，人在里面走路都困难。剩下的小块地方又给纸占据了。到处都是纸，一堆一堆的，一摞一摞的，成令成令的，成吨成吨的，纸张之多令人实难想象。收发室里的纸简直泛滥成灾，而每天还有大量的纸雪片似地进进出出。不过出去的总比不上进来的多。楼道里，分送文件的人员推着车，车上沉甸甸装着的还是纸。
吉地昂·麦司博士的办公室在十楼，比大橱柜好不了多少。麦司已是五十七八岁的人了，瘦长的个子，脖子特长，人们总不客气地称他为长颈鹿。
他面孔红润，有个酒糟鼻子，鼻梁上架着副无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总眯着，说明镜片该换一换了。他举止不大文雅，言谈时常带刺，尖刻的话脱口而出。
麦司平常总穿一身还需熨烫的老式西装，系一条褪色的领带。
文森特·洛德前来见他时，麦司先得把椅子上的材料拿开，好让这位费尔丁-罗思的研究部主任落座。
“在心得宁的问题上我们好像碰到困难了，”洛德尽量把话说得客气。
“我来是想了解一下原因。”
“你们的新药申请材料太马虎，又很零乱，”麦司说，“再说，我要了解的东西，材料里提供得还不够。”
“材料怎么个零乱法呢？你们还需要了解的是什么呢？”
对第一个问题麦司不予理睬，只回答第二个问题，“我还没有确定下来，不过我会通知你们的。”
“我们什么时候能得知呢？”
“我准备好了就通知。”
洛德尽力压住怒火，才把话说成。“如果你能大致提一下我们双方的问题何在，这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或许还可节约时间。”
“我没有什么问题，”麦司说。“你们才有问题。你们那个药的安全性我很怀疑；它可能致癌。至于谈到节约时间，这我不管。不用着急嘛，我们有的是时间。”
“你们可能有时间，”洛德回敬他说。“但是要用心得宁的心脏病患者怎么办？许许多多的心脏病患者现在需要这药。它在欧洲已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我们很久以前就在那里获得了这种药的产销权。我们希望这药也能够在美国起到同样的作用。”
麦司淡淡一笑。“碰得巧还可以让费尔丁-罗思赚大钱哩。”
洛德克制住自己。“那种事向来同我无关。”
“这是你说的，”麦司的口气充满了怀疑。“不过在我们听起来，你倒是像个生意人，不像个搞科学的。”
洛德还是尽力克制自己。“你刚才提到安全性问题。从我们送来的新药申请材料中，你一定了解到，这药的副作用小到极点，毫无危险，而且没有任何致癌的因素。是否能请你告诉我你怀疑的依据呢？”
“现在还不行，我还在思考这些问题，”麦司说。
“那现在还不能作出决定罗？”
“是这样。”
洛德提醒这位食品药物局的官员说，“根据法律，你们有六个月的期限……”
“不用你给我上法律课，”麦司恼火地说。“这些我都知道，不过要是我暂时不受理你们的新药申请，坚持要你们补充新的数据，那么时间得从头算起。”
这倒是真话。该局在审批过程中用过这种拖延策略——有时确有道理。
对此，洛德暗自也承认；但有时只凭某个官员一时心血来潮，或只为了拖着不作决定。
洛德这时已忍无可忍。他说，“不做决定倒是官僚主义者的万全之策，对吗？”
麦司笑了笑却没回答。
这次会晤最终一无所获，反使洛德气上加气。不过他倒由此下定了决心，要尽可能摸摸吉地昂·麦司的底，有朝一日这种资料可以派派用场。
此后几个月里，洛德因别的事又数度去华盛顿和食品药物局总部，每次他都有意无意地向麦司的同事们提出些问题，并在那机构外谨慎地作些调查，由此了解到的情况之多叫人吃惊。
在这同时，麦司也在费尔丁-罗思的一份关于心得宁的研究报告里挑到了毛病。那项研究是对心脏病患者作的一系列临床试验。麦司显然乐于显显自己的威风，竟决定要全部试验重做一遍。洛德认为重做的理由站不住脚；而且做起来既要花一年时间，又得花大量资金。他本想提出异议，但他意识到：
提出此种异议很可能是自找苦吃，结果不是使心得宁的新药申请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就是使这个药被否定掉。因此，洛德只得勉强下令：把试验重做一遍。
事后不久，他向萨姆·霍索恩说明作出此项决定的原因，并汇报了他对吉地昂·麦司的调查所得。当时在萨姆的办公室只有他们两人。
“麦司是个失意的大夫，”研究部主任说，“还是个酒鬼。他经济拮据，部分原因是要给两个离了婚的老婆付赡养费。他利用工余和周末在外兼职，在一家私人诊所里帮忙。”
萨姆在掂量着他的这番话。“你说‘失意的大夫’，这话是什么意思？”
研究部主任看了看他的笔记本。“麦司从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受几位内科医生雇用在五个城市工作过。以后他自己开业行医。从认识他的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来看，那些活之所以都干不长，是因为麦司不能与人共事，他不喜欢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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