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不过我看还是不……”
“去打电话吧，”西莉亚说，“现在就打！”
一小时后，比尔兴高采烈地回来报告。
“不用担心啦！”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刚才跟吉伦特公司的朋友作了长谈，《法兰西晚报》上提到的两个病例他都清楚；他说他们做过彻底的调查，不必为之惊慌，连怀疑都大可不必。他们公司派了个医药科技小组去调查，先到努松维尔，后又乘飞机去了西班牙。”
西莉亚问，“细节情况给你讲了吗？”
“讲了。”比尔查看了笔记本上的一页记录，“巧得很，看来这两个病例同澳大利亚的病匈极相似。澳大利亚的那个后来证明有假，你记得吗？”
“澳大利亚那病例的报道我知道。”
“那两个妇女——她们生的孩子中枢神经系统都有缺陷——在怀孕期间都用过其他乱七八糟的药，酒喝得挺多，而且，法国那孩子有先天痴愚症的家族史，西班牙那孩子的父亲和祖父都有癫痫病。”
“但是两个母亲都用过蒙泰尼，对不对？”
“对。我这法国朋友——他名叫雅克·圣-让，得过化学博士学位——说，吉伦特公司起初也非常着急，跟你一样。他指出，他们公司在这问题上担的风险不比费尔丁-罗思小，很可能更大些。”
西莉亚简洁地说，“接着讲！”
“好，他们的结论是：两个孩子的先天缺陷与蒙泰尼绝对无关，药物学专家和大夫们（包括参加调查的该公司以外的人员）都一致同意这结论。他们倒是发现了问题，就是两个妇女用过的其他药里，有几种合在一起就有危险，就可能会……”
“我要看那两份报告。”西莉亚说，“什么时候能收到？”
“两份报告都在这里。”
“这里？”
比尔肯定地点点头。“就在这大楼里。雅克·圣-让对我说，在文森特·洛德那儿，已寄来两三个星期了。这是吉伦特公司的一个方针，让有关方面随时了解情况。你要不要我去向文森特——”
“不用了，”她说。“我会要来的。没你的事了，比尔。”
“听我说，”他的声音有些焦虑。“你要是不见怪的话，我看你不该太担忧——”
西莉亚已控制不住越发增长的紧张情绪，打断他的话头说，“我说过，没你的事了！”
文森特·洛德问西莉亚，“你要看那些材料干吗？”
她到研究部主任的办公室来，是向洛德索取新近的有关蒙泰尼的报告—
—先前英格拉姆和她谈到的就是这个。
“因为我觉得与其听别人转述，不如亲自读读这方面的材料，这点很重要。”
洛德说，“如果‘别人转述’指的是由我转述，难道你不认为我更够格读那些报告然后作出判断吗？其实我已经作出判断了。”
“你的判断是什么？”
“那两个病例都不可能与蒙泰尼有关系。所有的证据都支持这个结论，而这些证据又都是由有资格、有能力的专家们经过彻底调查研究得出来的。
我补充一点看法——顺便说一下，吉伦特公司也有同感——这两家人就是想敲点钱。这种事一向都有。”
西莉亚问，“有关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件事的报告向萨姆讲过没有？”
洛德摇摇头。“我没讲过，我认为这种小事犯不着去惊动他。”
“好吧。”西莉亚说，“这会儿我不是来问你怎么判断这事。我还是希望亲自看看那两份报告。”
在这次谈话中，洛德近来对西莉亚越来越友好的热乎劲明显冷了下来。
此刻有点尖酸地说，“如果你自以为掌握科学知识，能自己作出判断的话，我提醒你一下，你那微不足道的化学学士的学位已年代久远，早过时了。”
研究部主任竟不愿把她要的东西给她，西莉亚对此虽感到惊讶，却不想为此争论。她平静地说，“我没有什么‘自以为’，文森特。但能不能请你把报告给我？”
接着发生的事又使她惊讶。她原想这类文件会放在总档案室里，洛德会派人去取。不料，洛德绷着脸掏出钥匙，把办公桌锁着的抽屉一开，取出个文件夹，再从中拿出文件来交给西莉亚。
“谢谢。”她领了情。“我会还给你的。”
那天傍晚，西莉亚回家时虽然已很疲乏，还是熬夜读了吉伦特公司的报告和澳大利亚寄来的大部分审理记录。这后一材料她最关切。
审理记录中，有几个重要地方是她看过的简要本里没有的。
在简要本里，那澳大利亚妇女曾被说成品行不端，除蒙泰尼外还大量用别的药，还酗酒成癖，抽烟一支连一支。这一切都是事实。
但是，另一事实在简要本中没有提到：残疾婴儿的母亲情况虽如上述，但多位证人证明她聪明伶俐，而且家族史中未发现精神不健全或身体畸形的情况。
那妇女以前还两次怀孕，生下的孩子都健康正常。这是西莉亚了解到的第二个新情况。
澳大利亚的简要本称地妇女搞不清谁是她幼儿的父亲。
但从审理记录全文可以看出，她实际上知道孩子的父亲必在四个人之中，而负责调查的大夫对那四个人统统作了调查，没发现他们和他们的家族有身心方面缺陷的病史。
从洛德处拿来的法国和西班牙两例报告中，内容大都和白天里英格拉姆讲的一样，其中具体细节也证实洛德所说，该制药公司曾派出得力人员做过彻底调查。
不管怎么说，三个文件合在一起，不仅没有减轻西莉亚的不安，倒使她心里更加不踏实了。因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和意见，却抹煞不了这一事实：三个相隔万里的妇女生下了畸形的先天性痴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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