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说：多米，你快睡觉吧。我说我不睡。女同事说：多米快躺下，我来给你们关灯。我说：我不跟男孩子睡在一张床上，我要去我的同学家住。
女同事一听十分着急，说：你走了肥头怎么办？肥头会害怕的。我说：肥头害怕关我什么事！他又不是小孩子，他都上小学了，他应该锻炼。锻炼这样的词使女同事对我改变了策略，她说：好多米，阿姨知道你是一个勇敢的孩子，你以后会有出息的，肥头从小缺乏锻炼，你就陪他一个晚上吧！
出息这样的字眼极大地平息和奖励了我，从小我就立下了大志，要做一个有出息的人，出息是一个最能收买我的词，女同事无意中就收买了我，我顺从地上了床，缩在肥头剩下的三分之一的地方，我自豪地想道：肥头虽然毫无道理地占了我的床，但他将来是没有出息的。我在黑暗中生长着自己的雄心壮志，同时也滋生着对男生的不屑。
在小学，每个班级都有二三个精英分子，他们比同龄人更早地读了长篇小说，比如《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小小年纪的男孩和女孩通过这些书知道了爱情这回事，他们心跳耳热看到了男欢女爱的那几页，那几页总是比别的书页脏些皱些，使我们一翻就能翻到。受到了毒害的女孩，在心里反复幻想着爱情，便暗地在班里选了一个最出色的男孩作为幻想的对象，心里一时充满了柔情蜜意。她热爱他的一举一动，她想:啊，这是我的。这个女孩不是我，是班上的“大王”，每个班都有一个大王，指挥一切，欺负弱小，谁不听指挥就孤立谁，孤立是大王最有效的政治手段，孤立就是：谁也不跟她说话，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集体喊她的外号，对面碰到的时候给她一个白眼。多米不是大王型的女孩，她没有领袖欲，不喜欢群体，对别人视而不见，永远沉浸在内心，独立而坚定，别人无法孤立她。大王凭直觉了解这一点。她喜欢特别的女孩，她把多米看成是她的好朋友，她常常对多米谈论那个她选中的爱情对象。
多米对此不以为然。她幻想的爱情总是十分奇怪，跟具体的男孩没有什么关系，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直没有爱上同班的男生。这里隐藏着什么呢？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是否天生就与人不同呢？这些都是我反复追问而又永远搞不清楚的问题。
我把这归结为我的耽于幻想、爱做白日梦的特性。一个幻想者是永远看不见她眼前的事物的。四五岁的时候我曾幻想长大后要嫁给一个乘降落伞自天而降的解放军，在这个幻想中，解放军是一个淡化的、模糊不清的、可有可无的对象，重点在降落伞和自天而降，以及神秘深邃布满星星的夜空，这是一个喜欢看天的孩子，在她的想像中，银白色的丝幕薄如蝉翼、半透明、柔软，从天穹深不可测的幽暗处如花朵般开放，一阵清幽婉丽的音乐声像气流一样推动着这白色柔软的花朵，它从星星的缝隙间穿过，越开越大，最后它鼓满了风，四个角像四瓣饱满的花瓣缓缓降落，花的中间隐藏着一个人，我无法描述他的面容和体态，只要他乘坐我想像中的降落伞来自天上就足够了，就在黎明时分成为我幻想中的恋人。
我奇怪自己三十岁以前竟没有爱过一个男人，甚至电影里的男人，甚至外国电影里的男人。至于我三十岁那年发生的一场傻瓜爱情，那是很晚之后的事了。
我想，我真正感兴趣的也许是女人，由于我生性孤僻，一些病态的热情又全在病态的文学中流失了，在我没有爱上男人的同时也没有爱上女人，献身于文学事业是可悲的，它榨尽了我们的血肉与爱欲，使我们主次颠倒，深陷其中，回头望一眼都觉得不胜其累。
没有爱上女人但对女性的美丽和芬芳有着强烈的好感和由衷的崇拜，从嘉宝、费雯丽、褒曼、玛丽莲·梦露，到张曼玉、钟楚红、杨丽坤，这些是我一再比较精选出来的名字。女人的美丽就像天上的气流，高高飘荡，又像寂静的雪野上开放的玫瑰，洁净、高洁、无法触摸，而男性的美是什么？我至今还是没发现，在我看来，男人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是美的，我从来就不理解肌肉发达的审美观，肌肉发达的男士能比得上嘉宝吗？肌肉永远只是肌肉。在一场戏剧或一部电影中，我的眼睛永远喜欢盯着女人，没有女人的戏剧或电影是多么荒凉，简直就是沙漠，女人一旦出现，我们顿觉光彩熠熠，芳香弥漫，在夏天我们感到凉爽，在冬天我们感到温暖。以人体摄影为幌子的画册中，我永远喜欢那些柔软优美的女性人体，她们的躯体像白色的百合花充满在画页中，我不明白选编者为什么总要插进一些男性的躯体，它们粗重笨拙，一无可取，我不相信会有人真正欣赏它们。
至此，我有些怀疑自己是否具有同性恋倾向，这类人正在某些国家游行，争取自己的权利，这个运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的景观，它像革命一样呼唤着每一个潜伏着革命因子的人，使那些被呼唤的人跃跃欲试，蠢蠢欲动。
让我回忆我面对真正的女性人体时的感觉。长期以来，我没这样的机会，在我亚热带的B镇，洗澡被叫做冲凉，从四月到十一月，每天都是三十多度，热且闷，汗水堵住毛孔，浑身发粘，洗澡是一天中很重要的事情，因此每家都有单间的冲凉房，每个机关都有一至两排乃至三至四排冲凉房。这是我们的裸露之地，我们无法想像集体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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