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于是，说来不信的事竟然成了事实，譬如汽水瓶给撂在内板里晃荡，就此咯碌碌、咯碌碌滚过汽车的一生。松动的工具或者一块金属，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另一种恶作剧，是从里面焊住车箱盖；一个焊接师傅从后座下面伸进手去，只消几秒钟就可以焊住了。要不就可能故意不把一两只关键的螺钉拧紧。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马特一类的人，每逢自己的汽车投入生产时，总是用上一个假名字。
马特把下一天的进度表放下了。反正也用不着再看，因为这天他早已看过一遍了。
现在该回家了。他从办公桌边站起身，又想起了巴巴拉，不知她这会儿在什么地方。他突然一下子感到精疲力竭了。
马特·扎勒斯基从夹层楼面一路下来，他发觉好象出了什么乱子——四下里响起一片叫喊声，跑步声。厂里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大都是他的份内事，所以他不自觉地停住了脚，搜寻出事的地点。看样子是在南食堂附近。他听到一声急叫：“快叫保安处的人来！”
几秒钟后，他向出事地点赶去，只听得厂外传来的警笛声越来越近了。
清洁工发现了两个自动售货机收款员和弗兰克·帕克兰德挤在一起的躯体，他总算没有吓昏头脑，立刻去打了电话。但等随后到达现场的那些人的叫喊声传到了马特·扎勒斯基的耳朵里，早有一辆救护车、几个厂里保安人员和一些厂外警察赶着来了。
不过，马特还是赶在厂外救护人员前，到了楼下清洁工的杂物间。他推推搡搡地挤过周围一批乱哄哄的人群，正好赶上看到，那三个倒在地上的人体有一个是弗兰克·帕克兰德。马特见到帕克兰德的最后一面，是在一个半小时前的领班会议上。此刻帕克兰德两眼紧闭，除了头发里淌下的鲜血凝成血块的地方，脸上是一片死灰色。
一个夜班办事员是带着急救箱跑来的，现在急救箱给搁在一边不用，他径自将帕克兰德的脑袋枕在大腿上，正在诊脉。办事员抬起头望望马特。“大概他还活着，扎勒斯基先生；那另外两个，有一个也还活着。不过我不敢说还会活多久。”
那时候，保安人员和救护人员已经到场，在负责照料了。地方警察——穿制服的警察和便衣侦探，也先后赶来会合了。
马特没什么事可做，但是他已经没法离厂了，因为厂外有一批警车团团围住，把厂封锁了。显然警察局认为不管是谁犯了这件谋杀抢劫案（现在已经查实，三个受害人中有一个是死了），凶手都可能还在厂里。
过了一会，马特回到了夹层楼面的办公室，他坐在里面，昏昏沉沉，没精打采。
刚才一看到显然受了重伤的弗兰克·帕克兰德，马特震惊不小。扎在那印第安人相貌的收款员身上的那把刀子，也叫他毛骨悚然。那个死人，马特并不认识，但是帕克兰德却是他的朋友。副厂长和领班虽然吵过几次嘴，有一次，在一年前，还破口大骂过，可是，这样的争吵都是工作的压力引起的。
平时，他们倒是彼此中意，相互尊敬的。
马特想：为什么要让一个好人遭到这样的不幸呢？换做另外一些熟人，他是不会为他们感到这样难受的。
恰恰就在这个时刻，马特·扎勒斯基感到呼吸突然急促，胸口突突一阵跳动，好象里面有只鸟正鼓着翅膀想飞出来。这感觉不由他害怕起来。他吓出了汗，许多年前，他乘着B-17F轰炸机，飞在欧洲上空，德国人的高射炮向上一阵飞射，他也是这么样害怕来着，当时他知道怕的是什么，现在他也知道怕的就是死。
马特也知道，大概是哪种病发作了，少不得治疗。他好似第三者一般琢磨起来：他要打个电话，不管来的是什么人，不管他们怎么样办，他也要请他们去把巴巴拉找来，因为他有话要告诉她。他说不上究竟要讲什么，但要是她来了，自然有话说的。
糟糕的是，他一想妥当，刚伸手想去打电话，谁知再也动弹不了啦。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奇怪的变化。右边半侧丝毫知觉也没有了；仿佛手脚都没有了，也不知道都到哪儿去了。他想叫喊，可是，万万没想到，也真正急死人，竟然喊不出声。他再试一下，也是喊不出一点声音。
这下他知道他要对巴巴拉说的是什么话了，是要说虽然他们吵过闹过，可是她仍旧是他的女儿，他爱她，正象以前爱她母亲一样的爱，有好多地方巴巴拉就跟她母亲一模一样。他也要对她说，目前这场吵嘴要能想个办法了结掉，那么从今往后他会尽力更好地了解她和她的那些朋友……
马特发现左侧身体倒有点知觉，也动弹得了。他想用左臂撑着站起来，谁知其余的身子却不听人使唤，他一下子滑倒在办公桌和椅子之间的地上了。不大一会，人家发现他就是那样躺在那个地方，人是清醒的，一双眼睛里映出急得要命的痛苦神情，因为他要说的话讲不出口了。
后来，那天晚上又一次把救护车叫到了厂里。
“你总明白，”第二天，福特医院的医生对巴巴拉说，“你父亲以前中风过。”
她告诉他说：“我现在知道了。到今天才知道。”
这天早晨，厂里秘书艾因菲尔德太太很过意不去，报告说，几个星期前，马特·扎勒斯基得过一次轻度中风，她就开车子送他回家，他叫她什么也不要讲。公司人事处把这消息转了过来。
“联系起来看，”医生说，“这两次事件合乎典型症状。”他是个专家，心脏学家，有点秃顶，脸皮白中泛黄，一只眼睛下面有点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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