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游之广，由此送行名单中可见一斑。这一现象，显示了我虽然一身傲骨、自命不凡，但在待人接物上，却从无满脸骄气，我不但休休有容，并且乐于与人为善。以我对理学院物理系的好朋友孟大中为例，就见一斑：孟大中的父母早在印度离婚，离婚后他和弟弟都随父亲到台湾读书，母亲仍在印度。有一次聊天，我忽然想起，如果离婚时，离婚证书上兄弟跟了母亲，那么兄弟两人即可视同侨生，不必当国民党的鬼兵了。孟大中听了，为之心动，希望我帮他假造一张离婚证书。我说可以，可是其中法律问题得找施启扬。于是到法学院找到施启扬，告以原委，遂由施启扬起草，捏造了一封符合当年印度离婚情况的“离书”，其中每一细节，包括币值换算，都做得天衣无缝。造好后，由我亲自刻印二枚，做为证人。一人名“彭立云”，一名为“孔昭庆”，用印后，全纸用茶水泡过，再予晒干，于是大功告成。为求妥善，我建议孟大中去找台大训导长查良钊，查良钊当年也在印度，与孟大中的父亲为旧识，可做人证。查良钊在西南联大时外号“查婆婆”，乐于助人，又为人糊涂，如告之以离婚时兄弟跟了母亲，他必然会跟着说模糊记得，如此在“离书”以外，可多一人证。于是一切依计行事，孟大中果然不必当兵，远走高飞矣！我的足智多谋，乐于助人，由此可见。台中一中老同学刘家顺，保送入台大，他印名片，头衔是“台湾大学政治系保送学生”，洋洋自得。此公毕业后离台，在松山机场，飞机起飞了，还被警备总部下令飞回，把他逮捕。孟大中离台时，我到松山机场送行，我说：“这回你远走高飞，可自由了。”他说：“想想刘家顺吧！要真的飞走了才算！”
在台大时期，除了结识同学外，前辈人物结识了胡适。我跟胡适的关系与胡适的学生——我爸爸完全无关。我在北京小学就知道胡适的大名，在初中时，从陈正澄那儿借到《胡适文逊，从此才深受他的影响。1952年10月1日，我在台中车站递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他，那时我才十七岁。1954年，陈世熙在台大办《这一代》杂志，拉我写稿，我就写了《从读〈胡适文存〉说起》。文章写好，他们顾忌，没有用，就还给了我。过了两年，陆啸钊办《大学》杂志，他不在乎，遂拉去刊登。刊登后近一年，有一天“罗”忽然提议说：“何不寄给《自由中国》？他们一定登！”于是我删了一部分，她代为抄好，遂改登《自由中国》。这是我在《自由中国》上发表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文字。刊出的时间是1957年3月1日。此外我在《中央日报》也发表过一些有关胡适的文章。在《自由中国》发表文章后一年一个月，胡适从美国回来，约我到台大校长钱思亮的家里，跟我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他并且透露：“雷震特别写信给我，推荐你这篇文章。”雷震那时办《自由中国》杂志，严批台湾当局声动中外，能够在那个杂志上用真名发表文章，我深感光荣（施启扬也写过一篇，但不敢用真名发表）。
雷震虽然办《自由中国》，但是这杂志真正的灵魂人物是殷海光。殷海光是台大哲学系教授，我的文章发表后，张灏跑来找我说：“殷海光看了你的文章，想见见你。”张灏在历史系比我高两班，我认为他才气很弱，他是殷海光吸收及门第子的前期人物，同殷海光关系不错，但他除了翻译外。写不出任何东西登《自由中国》，始终是个喜K洋书的蛋头而已。殷海光责备胡适喜欢以人情的原因揄扬别人的学问。说得很对，但他自己，却也犯这种毛玻殷海光吸收门弟子，当时都是张灏型的，整天只会看洋书、谈方法学，但他们的知识基础太窄。货太少，所以充其量只会搭钢筋，没有水泥。殷海光自己也水泥不多，但他在大陆见多识广、文笔又好，所以能弥补不少“水泥缺货”，他的及门弟子却比他差得太远、太远。这种情形殷海光自己是心里有数的，但他的及门弟子心里无数，所以他们在台大，颇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以优异学生自居。我在台大，乍看起来，不是用功的学生，因为很多大学生念的书，我早在小学中学时候就念过了。在知识上，我是早慧的、早熟的。到台大后，我穿着长袍，整天搞“大学生同居”，形式上，我是有点“安事诗书”“束书不观”的。我不上课，不抄笔记，也不买老师的账，尤其是我看不起的老师。我在台大既如此特立独行，自然被侧目而视，只会皮相之见的人，当然只会从皮相看我这个“长袍怪”，而不知道我有“一飞冲天”的真本领。所以在台大的我，只是“不露文章世已惊”的我，只是部分的我。但这种真相，只有我知道。“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在台大池中，我被看作一条怪泥鳅，一条大泥鳅，毕业两年后，我退伍回来，我就证明给每一个人看：你们全错了，我是一条蛟龙！埃及在纳塞当政的时候，人人都把他的副总统萨达特看做一个喜欢穿好衣服住好房子的凡人；纳塞死后，美国特使李查逊吊丧，秘密向尼克松报告说，萨达特当权不会超过四到六个星期，结果却证明大家对萨达特都看走了眼。我一生中，被人看走了眼的次数也不在少，我总是用事实证明给每一个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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