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严侨的地址，当天下午我就决定去看看他。看他的感想，我有一封信给胡适，提到重见严侨，说：“七年隔世，他真老了，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口中的酒气，没有任何一点能证明那是四十二岁的壮年！”这都是实情。严侨那时住在新生北路的陋巷里，住的是一幢老旧日式平房，我走进玄关的时候，他喊我名字，跑过来，抱住我，流出了眼泪。一切都有了改变，除了他炯炯的眼神和手中的酒瓶外，真的一切都有了改变。他绝口不谈在火烧岛的事，他只摇头又摇头，痛苦地说：“不好受！不好受！你千万不能到那儿去！”那天正是1961年11月1日，正是我在《文星》杂志社发表《老年人和棒子》的同一天，我顺便带了一本去，他坐在破旧的藤椅上，仔细看了我的文章，核对了我的几段译文，夸奖我翻译得好。最后他放下了书，严肃地对我说：“我真的不要你这样写下去，这样写下去，你早晚要去那个地方！”
严侨回忆他被捕后，十分担心我也会出事。他判断我写给他的信一定同时被搜走了，那封信不满现实、攻击国民党，也许会带给我麻烦。严侨说他前后坐牢，一去五年，他认为他是托严复之孙等原因之福，总算判得比别人轻。当时我也这样想。后来我入狱前后，听说承办严侨案子的是调查局专员史与为，史与为承办过无数“匪谍案”，但他自己最后却被国民党当成“匪谍”，判过三次死刑，最后处死。临死前他跪在新店空军公墓后面的死刑场，向天哀鸣，说：“老先生（指蒋介石），我不能追随您回大陆了！”如果史与为是真共产党，他在严侨案子上必然会做手脚，为同志开脱，这倒可能是严侨被轻判的原因吧？
严侨那天又告诉我，他被捕后，严师母北上投亲所遭遇的人间冷暖。辜振甫他们简直是把家门关了起来，对严师母和三个小孩概不援之以手。严师母无法，为了全家活命，只好把老大老二送到孤儿院，把老三寄养给人，（也无异托“孤”！）自己跑去做下女（女佣——编注）——并且是给外国人做下女，中国人是不敢请“匪谍之妻”做下女的！
胡适给我报告严侨的信，由姚从吾老师代转，乃因他们是师生关系，而姚从吾老师正好跟我也是师生关系。1958年，胡适来台，主动安排我和胡适见面的，就是姚从吾老师。历史系老师虽多，但跟我关系最深的，不是别的老师，而是他。姚从吾老师做过北大历史系主任。河南大学校长。他拙于口才，讲话时先是张开奇厚的嘴唇，下颚乱动，满口乱牙翻滚，然后发音，我心想物理学上光比声快，此之谓也。他的声音中气十足，道地是河南男低音，配合上他那厚实朴拙的造型，严然一副中原老农相。他冬天穿两种衣服，一件是灰色西装上衣，衣奇大，是从估衣市场买来的旧货；一件是阴丹士林长袍，长袍下有白衫裤，白衫裤与短袜子间，永远露出一截小腿。说来也许奇怪，姚从吾老师在我大二教我《辽金元史》（上学期他给我八十六分，下学期八十八分）；大三教我《史学方法》（上学期九十四分，下学期八十六分）；大四指导我写“论文”（九十四分），但我总觉得，在学问上，他对我的影响极为有限。尤其大四写论文，他对我实在没有什么指导可说（为了跑图书馆，他倒给我写了不少名片）。我敢说，他对我的论文——《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全无研究。他只能给我改一处笔误而已。我在论文第二章第四节《外姻而尊卑为婚》内，徽宗“政和八年”条下原注说：“政和只七年，洪迈此乃重和元年之误，是年为一一一八年。”姚从吾老师看了，加注说：“政和共八年短两月。”“重和改元在戊戌十一月己酉朔（《宋史》卷二一）。”他又拿给赵铁寒看，赵铁寒也加了一注，说：“……政和八年戊戌，是年11月1日改元重和，见李极《宋朝事实》卷二及《宋史》徽宗纪，洪（迈）氏不误。”写到这里，就看出姚从吾老师的伟大处。他对我的论文不在行，但他与人为善，不耻下问，拿去给赵铁寒看。赵铁寒是师大教授兼办《大陆杂志》，回信给他说：“‘李君天分很高，能放大找材料，更长于组织与剪裁。剖析问题，如剥笋如抽茧，有探骊得珠之妙。至偶有荒疏之处，青年人常情，不足为玻’我公赏识足以服众也。”其实，赵铁寒也未必对我的论文在行，也只是改笔误而已。事实上，我的成绩，在台大已经极为突出，识货的教授们早已寒我。这由后来考研究所的一幕上可知。考研究所口试，众教授（姚从吾老师在内）环坐，但没人“敢”提问题考我，最后主试者文学院长沈刚伯问了一句：“你还要穿长袍吗？”遂在大家一笑状态下，考取了。这个故事，使我想起科学奇才欧本海默，欧本海默在哈佛读书，三年时间就修完四年功课，二十三岁到德国哥丁根大学，三星期就得到博士。他的量子力学论文使主考教授甘拜下风，主考教授在口试后说：“幸亏我趁早开溜，他已经反过来向我发问了！”赵铁寒说姚从吾老师赏识李敖“足以服众”，这倒是真的呢！姚从吾老师天资不高，在学问上，虽然与他的际遇和努力不太相称，但他在学问以外方面，对我倒启迪颇多、帮助颇多，令我一生感恩难忘。我在1963年1月1日的《文星》第六十三期里，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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