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国的打手”也行……这些都是外表的纠缠与制造空气，最后消灭《文星》，还得靠内部作业的完成和官方正式出面动手。
早在《文星》被勒令停刊后第八天（196年1月4日），警总就以（“54”）训唤字第九三四五号查禁了《文星》第九十七期和李敖的《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3月22日，蒋介石批下了“可如拟试办”的张群签呈，表面上，似乎有诚意让文星活下去；骨子里，却大有花样！
在《文星》改组过程中，7月18日，警总忽然以（“55”）宫控字第四三六四号到四三七四号十一张联号公文，查禁了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李敖的《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教育与脸谱》、《历史与人像》、《文化论战丹火录》、《上下古今谈》、《传统下的独白》、陆啸钊的《恶法录及其他》、李声庭的《人权·法治·民主》、《我志未酬》和于熙俭翻译的《邓肯女士自传》。这种印钞票式的联号查禁，是很荒谬的。例如李敖的《传统下的独白》，此书初版于1963年9月，如今事隔四年，竟发现不妥，才予以查禁，试问这四年间几万本的上市流传，若“影响民心士气”，警总负责书刊审查诸公是吃什么的？所以这种查禁，纯属给《文星》改组好看，并无其他玄妙也。
当时《文星》改组，总编辑请的是军方人物胡汝森上校。胡汝森与警总政战部副主任段春理少将、政三处副处长伍一心上校、政战部第二处文化组主任李国道中校多次会面，1966年9月17日会面那次，据事后胡汝森记录，有这些对话：
李国瑾中校：最近李敖登广告要出十本书，我们对他一切来往读者的情形十分清楚，但仍有两点疑虑：
1．不知这十本书的内容是什么，是不是搅什么花样？
2．最担心是怕李敖借此搅问题，而萧孟能从中资助他。如果萧孟能万一在财政上帮助李敖出书，而不幸出了问题，则又将牵连“《文星》案”，一切将不好处理（李再三强调此点）。
胡汝森：
1．我对李敖出书的内容完全不知。
2．据我的常识判断，李敖出书，可以不必别人资助。萧孟能亦不会资助李敖。10月28日，又有这些对话：胡汝森；萧同兹先生嘱以私人身分将《文星》编委会第七次会议记录一份，附11月份出版书目及内容表，拟出出版书籍初审意见表各一份，托转交段副主任。
李国瑾中校：谢谢。这种私人方式的联系很好，可以加强互相的了解。
胡汝森：本公司原租之店铺，业主要收回拆建大楼，现准备搬往峨嵋街五号，大约在12月份在新址营业。
李国瑾中校：
（1）并非夸大地说法，警总自总司令起下至各级官长，对萧老先生均表敬仰，绝不会找他老人家麻烦，所有警总对《文星》的态度，均是善意的。
（2）《文星》案原是一件相当严重的大事，萧老先生毅然担负《文星》改组的责任，将来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将占重要的一页。
（3）《文星》案至今未了，仍在试办阶段中，警备及“中央”党部对《文星》改组后的进展，都曾有报告给最高党局，迄未认为达到试办完成的阶段，这可能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希望以后对书刊的出版，仍多慎重，以免另生枝节。
（4）关于“保持原有风格”问题，警备已与中四组交换过意见，中四组确曾有过此表示，但希望《文星》所保持者，乃其过往良好风格的一面。
我当时自谋生路，曾计划出版《李敖告别文坛十书》，在警总抢劫并查禁我这十本书的时候，由李国道中校主持，此人面目可憎、程度低下、口蜜腹剑，又因态度虚伪，跟口中的蜜搭配不上，所以那种蜜，尤其令人作呕。胡汝森所说萧孟能没有资助李敖出书，全是事实，因为事实上，萧孟能当时够朋友得连个李敖在银行开户都不肯介绍（后来还是彭明敏看不过去，仗义介绍的），又何来资助？（胡汝森且以《文星》总编辑身分，被萧孟能派去参加这年11月7日徐高阮。胡秋原举办的声讨李敖大会呢！）至于萧同兹这边“以私人身分”不断把《文星》内部作业向警总交心，实际换得的，却是空忙一场。李国瑾到了10月28日，还说“‘《文星》案’至今未了，仍在试办阶段中”、还在向“最高当局”“报告”中，可见官方毫无诚意，一定要消灭《文星》而后快的。
拖到1967年，情况愈来愈不对劲了。这时候的萧同兹，发现他一年多的辛苦努力、一年多的卖老面子、一年多的委曲求全，似乎都无法挽救那既倒之狂澜了。官方的禁网，显然在愈收愈紧，他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拖一天算一天。到了5月25日，有军方的秘密指示出现了。指示人是神秘的代号“端木青先生”，文号是（“56”）治侠字一二一六号函：内容略开是“……军中禁买《文星》书刊……检扣呈部凭处。……”这是许多讯号中的一个讯号，“春江水暖鸭先知”，当局正式出面动手，为期已不远了。
萧同兹把他的困境，托密友转告了张群和黄少谷，并透露了有结束《文星》的意思。密友转来了张群的七点意见和黄少谷的六点情报：
张：
一、同兹对党的功绩与忠贞，大家都了解，不是胡秋原或其他人等所能抹杀的。
二、他很关心，也诚意帮忙，但要了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事如经过他，他一定设法挽救，就怕他们直接上报而径自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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