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恋爱”。“限时分手”，此外别无他途。
古人说太上忘情，最下不及于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但是我辈中人，钟情之事，却每入魔障、误入歧途。魔障与歧途之尤者，就是把爱情搅成痛苦之事，这是最要不得的。其实，男欢女爱是人类最大的快乐，这种快乐，是纯快乐，不该掺进别的，尤其不该掺进痛苦。在爱情上痛苦是一种眼光狭小的表示，一种心胸狭小的表示，一种发生了技术错误的表示。真正的第一流的人，是不为爱情痛苦的。有的人恐惧爱情带给他的痛苦，因而逃避爱情，“且喜无情成解脱”。其实“无情”并不能真的“解脱，即使有所“解脱”，也不算本领，只能算是头埋沙中的鸵鸟。真正此中高手，不是“无情”，而是非常“有情”、“多情”的。只是高手在处理爱情态度上，非常洒脱，得固欣然，失亦可喜；来既欢迎，去也欢送，甚至洒脱得送玫瑰花以为欢送，这种与女人推移、而不滞于尤物的洒脱，才是唯一正确的态度。洒脱的一个重要关键是：高手处理爱情，并不以做到极致为极致。如果情况只适合“少食多餐”、“蜻蜒点水”、“似有若无”。“虎头蛇尾”、“迷离惚恍”、“可望而不可即”……也就戛然而止。这种戛然而止的态度，也是一种极高明的爱情境界。1974年，我在牢中有一首诗——“只爱一点点”，最能表达出高手的基本态度：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
我的爱情浅。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
我的爱情短。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眉来又眼去，
我只偷看你一眼。
在这首诗中，我用类似“登徒子”的玩世态度，洒脱地处理了爱情的乱丝。我相信，爱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应该只占一个比例而已，它不是全部，也不该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扯到它。一旦扯到，除了快乐，没有别的，也不该有别的。只在快乐上有远近深浅，绝不在痛苦上有死去活来，这才是最该有的“智者之爱”。我认为，人生中糟糕的一件事，是把爱情的比例占得太多；更糟糕的是，其中又把哭哭啼啼难过痛苦的爱情占了极大的百分比，这是绝对病态的。但是，眼之所见、耳之所闻、小说之所写、电视之所播……泛滥所及，人人所受的“爱情教育”与“爱情宣传”，却全是比例极大、方向极错的误导，这岂不好笑？五十年来，我自己“性之所至”，虽经历过不少“拜伦式的不快乐”，但我终能脱困而出，变成了大情圣。1984年1月5日，我有《把她放在遥远》一诗，颇能道出我的高明：
爱是一种方法，
方法就是暂停。
把她放在遥远，
享受一片空灵。
爱是一种技巧，
技巧就是不浓。
把她放在遥远，
制造一片朦胧。
爱是一种余味，
余味就是忘情。
把她放在遥远，
绝不魂牵梦萦。
爱是一种无为，
无为就是永恒。
永恒不见落叶，
只见两片浮萍。
乍看起来，这种乍有还无式的玩世式爱情是不够认真的。其实，如果真正认得爱情之真，就会彻悟；原来真正的情之至者，就在波澜起落，了无凿痕，含情而来，带笑而去，人生至此，方足以语爱情。如今，我已老去，罗曼蒂克的生涯，对我应已远离。如果时光倒流、青春可再，我想在“性之所至”方面，我会表现得更好一点。一生曾有过五次青楼情孽的纪录，但肌肤之亲以外，长入我梦的往往只是跟我有几面之交的女孩子，《民生报》的徐开尘就是一例。我喜欢造型清秀不俗别具风华的女人，极少喜欢像电脑造出来的美女，凯瑟琳丹妮芙的前夫——导演罗杰华汀说他碰到拉蔻儿薇芝会阳痿，其言老到，足以风世矣。
今年2月14晚，在邓维桢家吃饭。许信良问我：“你到底如何在台湾定位你自己？”我答道：“一个正确的人活在一个错误的地方。”陈文茜在旁闻而大笑，其实她不该大笑，而该苦笑。我的人生未尝不是一场悲剧，可是我尽量把它演成喜剧，并且愈演愈变成独幕剧与独白戏。我的悲剧是总想用一己之力，追回那浪漫的、仗义的、狂飚的、快行己意的古典美德与古典世界，但我似乎不知道，这种美德世界，如果能追回的话，还得有赖于环境与同志的配合，而20世纪的今天台湾，却显然奇缺这种环境与这种同志。环境对于我，活像爬座雪山，愈爬温度愈冷；同志对于我，活像三轮追汽车，愈追距离愈长。虽然如此，我自己却奋然前进，继续升高与加速，我不在乎做悲剧的角色，但又何必一悲到底？因此我努力把它演成喜剧。
因为我自己要做有力量的好人——“善霸”，所以被我“整”的对象，不分中外、不分老少、不论省籍、不论生死，凡是被锁定的，就难逃吾网恢恢。我最拿手的本领是口诛笔伐，不论动口动手，都出之以一针见血的犀利表达，造化之妙，臻于极境。但造化之中，却充满机智与喜感，例如我骂国民党，用的是这样表达：
国民党把“经济问题，政治解决”（如包庇财阀是也）；“政治问题，法律解决”（如以法律绳异己是也）；“法律问题，经济解决”（如法官收红包是也）。国民党总是不能格守本位。这样用短短二十四个字，写尽国民党的形态，何等机智，何等喜感！
又如：
国民党对大陆力所未逮而淫之，正是“意淫大陆”；对台湾力所有途而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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