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国库支票”，就是政府赔的钱，看到没有？由台中地方法院转开出来的，他们把钱给了地方法院，地方法院拨给我，打赢了。为什么打赢了？就是我们心思细密，尽力纠缠，用你的规则出你的洋相。
在这个官司以前，台中市政府被我打败以前，我告过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也是我的书一出就查禁，每次都查禁，所以，警察在书摊上看习惯了，每个月都出书，都查禁，都没收。有一次，我的一本书出了上册、下册，先出上册查禁了，下册又出来了，警察就没收了，没收了以后被我告，为什么呢？你命令里面只查禁上册，下册你忘了，所以我告你，你不该没收。我的书被没收了，我告了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请我去，叫我坐在那里，摆了茶点给我吃，把那个查禁我书的警察叫到面前，给李先生道歉。那个警察就向我鞠躬——三鞠躬。然后他们就问我，说：“李先生可以原谅他吗？”我说：“他可以原谅，可是我问问看，你们怎么处分他的?”他说：“我们把他从一个高雄市很肥的地区，就是换句话说，可以拿油水的地区，把他调开，调到我们现在这个警察局门口看门站岗，站岗拿不到红包了，所以，这个处分李先生满意吗？”我说：“满意。”他们说：“那李先生跟我们和解啊？”我说：“政府还没有处分，只处分了警察。”他说：“怎么样处分政府？”我说：“要赔我一块钱。”旁边的警察局副局长说：“这个太容易了。”就掏钱要给我。我说：“这个不行。”他说：“为什么不行?”我说：“有一个法律叫公库法，公库法里面规定，政府给人民的钱都要开‘国库支票’，所以，你要开一张支票，上面是一块钱，要开给我。”他说：“这个好吗？”我说：“不然就不好。”他说：“我们给你钱，就是三千块钱以下，高雄市政府都方便你，给现金。”我说：“不行，我要你合法。”就是要他的支票，最后没办法就开出来。大家看，高雄市政府市库支票，给李敖的，壹元整，就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开了一张。当然，这张支票我不会去兑现，为什么？数目太少了，所以，到现在我还保留着。高雄市政府一连三年里面每年登报求我来兑现，为什么？他们不能报销，不能销账。支票开出去都会兑现，为什么你不兑现？我就不兑现。为什么？这是我的战利品，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二百三十多万的我会兑现，因为数目太大了就兑现，我把它影印下来，兑现了，这个呢是战利品，现在还在我家里，干什么？为什么要一块钱？我到高雄市打官司来来去去都不止一块钱，坐车都不止一块钱，可是为什么？
大家晓不晓得清朝有一个有名的学者叫方苞，桐城派的学者，他给戴名世的《南山集》写了一部序，结果这个书是禁书，乾隆皇帝就下令把他关起来。关起来以后是惩罚的。因为他很有名，他在牢里就很受优待，大家觉得过两天你就会出狱了，就没让他坐在押房里面，在外面可以走动，大的范围是监狱的墙，里边就让他活动。他在里面看啊，就看到：凡是新来的囚犯，这牢头(狱吏)就要修理他，就是要刑求他。干什么？要钱。有一次，抓了一个乞丐(叫花子)进来，叫花子没有钱，他们就修理他，害得叫花子哇哇叫——疼。他就管闲事了，方苞说：“他没有钱啊，你们修理他干什么？”那些禁子牢头(狱吏)说：“我们干什么你怎么会懂呢?你是书呆子啊。我们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哲学。什么哲学啊？我们的规矩就是有钱就不整你，没钱就要整你，就要修理你，就要刑求你。我们知道他是叫花子，要饭的，没钱，可是没钱的不修理的话，有钱的人怎么样？有钱的人会装穷，我们拿不到有钱人的钱了，你懂吗？你这个书呆子不懂，修理穷人是给有钱人看的。
大家懂了吧?这个支票，高雄市政府这一块钱支票，打这个官司是为拿到贰佰叁拾肆万捌仟陆佰伍拾陆块这个钱。为什么呢？建立我们的威信。政府常常说，国家有威信，政府有威信，你李敖破坏政府威信。我们老百姓也有威信。什么威信？我告你就告死你，绝不饶你，就好像斗狗一样，一口咬住你，咬住你以后，不是咬住块肉就算了，嘴巴还拧你这肉，这么凶悍。我要一块钱的意思就是：为了一块钱我都会一次一次地去高雄去闹，为了赚这一块钱，何况这二百多万?我一定跟你打到底的，打到你们怕了我为止。果然，这个官司，打了五年半，打到最高法院来，上上下下，发回高等法院，又上最高法院，又发回。最后，法官被我烦死了，同意他们赔我钱。大家懂我这个强盗哲学吗？他们就(因为)有我在，那四个字改写了。什么改写了？我们过去讲“民不聊生”，他说：现在是“官不聊生”，如果人民像你李敖这么刁，就叫刁民。可是“刁民”我们不是乱闹的，我们是很细腻的，很合法的，用你的规则出你的洋相，并且绝对没完没了，这样子啊。
所以，我的女儿在北京也好，在华盛顿也罢，只要你向这个社会争取你的合法的权利，争取你的够水准的水准，你就要准备付代价。这话我不是对我女儿一个人讲，我是现身说法告诉大家。大家以为我乱打官司，绝对是错误的，我绝对是按照规则来打官司。我过去打过很多官司，现在不景气，我的官司比较少。请大家注意我下面用的动词，我的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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