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直接回答，“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独特的脱氧核糖核酸地址。我希望我的病毒有着正确的邮编号。”
从病人身上看不到立刻的反映，好的和坏的都没有。
我们进入了观察阶段。
此后的日子里，除了慢跑和取邮件，我几乎一刻也不离开医院，每天去看乔希五六次，做例行的生命特征检查，观察他的眼睛，等等。
一次，他的父亲堵住了我，极力想在信息上捞几根稻草。“现在情况如何，大夫？”
“现在要说出个所以然来还为时过早，格里格。”
“那你为什么老是给他做检查？”他问。
我怎么能对他说实话，告诉他我只是想检查检查，看他的儿子是不是还活着？
在第5天快结束时，我们把乔希送到放射科去做术后第一次扫描。当放射科专家阿尔·雷丁使劲往一个微型磁带录音机里口述他的观察所得时，我们全都挤在他的周围。
“肿瘤大小是1.5×2×2，和上一次在14日的大小比较，表明没有增大。”
从旁观者中发出一阵嗡嗡声。
“我没听错吧，阿尔？”我问道，希望百分之百地肯定这不是我的想像，“你是说肿瘤一点儿也没有长吗？”
“我想刚才我就是这么报告的，马修。”雷丁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一面挪开身子好让我更仔细地看看。
这时我突然满怀希望，但却没有勇气和别人分享这份希望，甚至不敢告诉他的父母，而他们的反应和我们谨慎的放射学家正相反。
芭芭拉开始轻轻地哭了起来。“你成功了，大夫，它已经不发展了。”
“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地这么说呢，”我警告道，“再说，只要有一丁点的肿瘤，就总会有大出血的危险。我们还没有摆脱困境呢。这也可能是暂时的缓和。现在我要再给他导人一些我们做好的新细胞。”
但是现在我抱乐观态度了。谨慎的乐观。
4天以后的扫描表明，肿瘤不仅停止了生长，而且缩小了20％。要掩饰我的狂喜心情是越来越困难了，特别是当两个星期以后，乔希已能两条腿垂在床边坐起来时。
“你会打网球吗，孩子？”进行第三次细胞导人的那天早上我问他道。
“会一点。”他说。
“那你和我应该约好哪天打一场。”
“好的，大夫。”他笑了。这一次我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乐观的情绪。
3个晚上以后，奇迹出现了。我正结束查房，心想顺便去看看乔希。我拐过一个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走廊的那一头，我的病人正和他的父母一起散步呢！没有人扶着他。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向他们冲了过去。
“你感觉怎样？”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
“很好，大夫。特棒。”
“他不仅很好，他简直是好极了。”格里格笑道。这是我看到他最表露感情的一次。
我们没有按照惯例要求预约。我干脆让一个护士去通知放射科，说我们马上带孩子去做扫描。他们没有让我们等。
结果十分轰动。肿瘤缩小到原来的一半，已经不再压迫大脑了。
不易动感情的阿尔·雷丁终于解冻，使劲和我握手。“祝贺你，马特，你成功了。”
“不，阿尔，应该受到称赞的是乔希。”
回到办公室以后，我给自己生活中有关的人都打了电话，妈妈和马尔科姆，蔡兹和艾伦，他们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刚一放下电话，电话铃又突然大声响了起来。
“现在内情如何了，马修？”华伦·奥立佛急躁地问道。“记者是我们通向捐助人的渠道。我想提醒你，我们的科研项目需要很多经费，我还特别欠《纽约时报》一个姑娘的一份人情。快说吧，”他敦促道，“按规矩办事，告诉我，你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事情可报告的？”
“还没有呢，”我答道，心里想一次成功还不足以提供充分的科学根据，“不管我告诉你什么都有可能激起不切实际的希望。”
“你刚才说的是‘激起’吗？你是说你有什么肯定的结果瞒着我吗？看在老天的分上，马修，快说吧。”
我败下阵来。我违背自己的理性判断，同意到奥立佛的办公室去接受15分钟的采访，在电视上简短地说上几句。
记者都是专业人员，大多数本身就是医学博士。虽然他们对我告诉他们的内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我却很放心，知道他们不会着意去渲染细节。
媒体的宣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只有一个古怪的例外。
我突然在想，不知意大利的报纸会不会转载这条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