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不过这种忧郁只有我才理解。她的目光仿佛在说她心里难受。是为我难受。
我们默默地站着，互相扶住。千万千万，要哭就让我们俩一道哭吧。不过最好还是谁也不哭。
接着詹尼就都告诉了我，她说她一直觉得“浑身不带劲儿”，所以又去找了谢泼德医生，但不是去看病，而是要他摊牌：告诉我，我什么地方出了毛病，真要命。于是他说了。
由于自己没有尽到向她吐露真情的义务，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内疚之感。这点她理会到了，就故意说几句无聊话。
“奥尔，他是个耶鲁货。”
“你说谁，詹？”
“阿克曼。那个血液病专家。一个彻头彻尾的耶鲁货。本科和医学院都在那里毕的业。”
“哦，”我明知她是想在这段苦难的历程中注入若干轻松的成分。
“至少他能读能写吧？”我问。
“那还要看，”奥利弗-巴雷特太太、拉德克利夫的六四届毕业生堆着笑脸说，“不过我看得出他能谈。而我去的目的就是想谈谈。”
“这么说那个耶鲁货医生还很不错咯，”我说。
“不错，”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