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丑八怪的笑声比什么都难听。
"看来他们全都不会讲英语，但是情况非得说清不可，因为大脑袋越说气越大，后来一边怪叫着一边用他那变形的手揪住我就往下拉，而不管殷红的血液从我伤口直流。这个小怪物力大如牛，要不是有一个年长的负责人听见这屋的嘈杂声走过来，真不知他会把我整成什么样子。他用荷兰语责备了几句，揪我的人就躲开了。然后他转向我，睁大惊讶的眼睛看着我。
""你怎么会跑到这儿来的？"他诧异地问道。"别动！我知道你已疲惫不堪，你肩上的伤口需要处理。我是医生，我马上找人给你包扎。不过，小伙子！你在这里比在战场上更要危险。你是在麻风病院里，你在麻风病人的床上过了一夜。"
"吉米，我还用说别的吗？看来，由于战火迫近，这些病人在头天都疏散走了。第二天，由于英军开来，他们又被这位医务总监送回医院。他说，尽管他自以为有免疫力，他也绝不敢像我那样在麻风病人的床上睡一夜。后来他把我放在一间单独病房内，细心地护理我，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我就被送往比勒陀利亚总医院。"你看，这就是我的悲剧。我希望能侥幸，但是等我回到家里，我脸上出现的这些可怕症状终于宣布了我未能逃脱感染的命运。怎么办呢？我是住在一座平静无邻的房子里。我们有两个可以绝对信任的仆人。这是个可以居住的地方。肯特先生是一位外科医生，在保证绝不泄密的条件下他愿意陪我同住。这样处理是十分简单的。而另一条路则是极其可怕的：和不认识的人在一起被终身隔离，永远不得释放。但是必须绝对保密，否则即使是在这个穷乡僻壤也会引起群众哗然，早晚会把我扭送麻风病院的。吉米，就连你也不能告诉。今天我父亲怎么会让步的，我真不明白。"
上校指了指我。
"是这位先生迫使我让步的，"说着他打开了我递给他的纸条，上面写着"麻风"字样。"既然他已经知道这么多了，那最安全的办法还是全告诉他。"
"确实如此，"我说道，"谁敢说这样做没有好处呢？看来只有肯特先生一个人诊视过病人。请允许我，敢问先生是不是这种病的专门医生呢？因为，据我理解，这是一种热带病或亚热带病。"
"我有合格医生的正常知识，"他有点板起面孔地说。
"先生，我深信你是有能力的，但我觉得在这一病例上听听会诊意见也是有价值的。据我理解，你避免会诊只是怕发生压力而使你交出病人。"
"正是这样，"上校说。
"我预料到这一点了，"我解释说，"今天我带来一个朋友，他的谨慎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以前我曾替他出过力，因此他愿意作为一个朋友而不是作为专家来提供他的意见。他的名字是詹姆斯·桑德斯爵士。"
听我这么一说，肯特先生脸上流露出的那种惊喜之状，简直就像新提升的下级军官要会见首相似的。
"我将感到骄傲，"他低声地说道。
"那我就请詹姆斯爵士到这里来。他现在正等在门外的马车里。至于我们，上校，咱们可以到你书房去，我来做些解释。"
在这种关键时刻就显出我是多么需要我的华生了。他善于运用得体的提问和种种惊叹词来夸张我的侦查艺术，把我那种本来只是系统常识的侦察术给夸大成奇迹。现在我自己来叙述，就没有人来捧场了。我只好照实叙述，就像那天在上校书房里我对着几个听众所说的，其中还包括戈弗雷的母亲。"我的方法，"我说道，"就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面：当你把一切不可能的结论都排除之后，那剩下的，不管多么离奇，也必然是事实。也可能剩下的是几种解释，如果这样，那就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证实，直到最后只剩下一种具有足够根据来支持的解释。现在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来研究一下当前这个案子。起初，提到我面前的有三种可能的解释，可以说明为什么这位先生在他父亲庄园的小屋里被隔离或禁锢起来。可以认为他是由于犯罪而逃避，或者是由于精神失常而不愿住疯人院，最后是因为有某种疾病而需要隔离。我想不出其他解释。那么，就需要把这几个结论加以对比和甄别。
"犯罪之说是不能成立的。本地区并没有尚未破案的犯罪报告，这我十分清楚。如果说是尚未暴露出来的犯罪，那从家族利益来说应该是把他弄走或是送出国外，而不是藏在家里。我看不出这条思路有什么可能成立的地方。
"精神失常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小屋里有的第二个人可能是看守人。他走出来以后把门倒锁上，这就加强了上述假设，说明可能是强行禁闭。但另一方面，强制不可能是很严的，否则这个青年就不会跑出来去看一眼他的朋友了。多德先生，你记得我曾探索论据，比如问你肯特先生读的是什么报纸。如果是《柳叶刀》或《英国医学杂志》，那会帮助我思索。但是，只要有医生陪同并上报当局，把疯人留在家里是合法的事。为什么这样拼命保密呢？因此精神失常的设想也不能成立。
"剩下的第三个可能，看来虽然稀奇，却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麻风在南非是常见病。由于特殊的机遇，这位青年可能受到感染。这样一来，他的家属处境就十分困难了，因为他们不愿把他交给麻风隔离病院。为了不露风声、不受当局干涉，必须严守秘密。如果给以适当报酬，不难找到一位忠实的医生来照顾病人。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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