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往常那样撒了一回酒疯，然后突然跑了出去，可这次一去不复返。后来在花园一端的一个泛着绿色的污水坑里发现了他。他是面朝下跌进去的，身上没有发现任何遭受暴力袭击的迹象，污水坑里的水也不过两英尺深，鉴于他平日的古怪行为，陪审团将此事定为"自杀"。可是我知道他一向怕死， 所以很难相信他会跑出去自寻短见。尽管如此，生活一如既往。我父亲继承了他的地产，还有他存放在银行的大约一万四千镑存款。"
"等一下，"福尔摩斯打断他，问，"我想您所说的这案子可能是我所遇到的最难破的案子。请把您的伯父收到那封信的日期以及别人认为他自杀的日期告诉我。"
"他是在1883年3月10日收到来信的。七个星期后的5月2日去世。"
"谢谢。请继续。"
"我父亲接管了那座霍尔舍姆房产后，在我的建议下，他仔细检查了长年上锁的那间阁楼。我们看到那个黄铜匣子还在，但匣子里的东西早已经被毁掉了。匣盖里面有个纸标签，上面写着三个大写字母ＫＫＫ……。下边还写有"信件、备忘录、收据和一份记录"这几个字。我们认为：这些是伯父所销毁的文件性质的说明。除了许多散乱的文件和记有我伯父在美洲的生活情况的笔记本外，顶楼上其余的东西都没有太大意义。那些散乱的东西，有的记载了他战争时的情况及他恪尽职守荣获英勇战士称号的历史；还有些是关于战后南方各州重建时期的记录，这些记录大多与政治有关，显然我伯父当时曾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反对那些北方派来的随身仅带一只旅行手提包，一心搜刮百姓的政客。
唉，1884年初，我父亲搬到霍尔舍姆去住，直到1885年元月，日子都过得很舒心。元旦过后的第四天，我们围坐在桌子旁边一起吃早餐 ，我父亲忽然发出一声惊叫。他坐在那里，一手举着一个刚刚拆开的信封，另一只手摊开的掌心上有五个干瘪的橘核。他平日总嘲笑我，说我所说伯父的遭遇太荒诞无稽，而当他自己碰上了同样的事时，却也一样吓得目瞪口呆。
"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约翰？"他结结巴巴地问我。
我的心情非常沉重。"这是ＫＫＫ……，"我说。
我父亲看看信封的内层。"不错，"他叫了起来，"就是KKK。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我从他肩膀背后望着信封念道。
"什么文件？什么日晷仪？"他又问。
"只有花园里有日晷仪，别的地方没有，"我说，"文件一定是指被毁掉的那些。""呸！"父亲壮着胆子说。"我们这里是文明世界，不容许发生这种蠢事！这东西从哪里来的？""敦提，"我看了一下邮戳回答说。
"这一定是一个荒唐的恶作剧，"他说，"我和日晷仪啦、文件啦这些东西有什么关系？我不屑于做这种无聊的事。"""要是我的话，我一定报警，"我说。
"这样他们会讥笑我的，我不干。""那么我去报告吧？""不，你也不许去。我不愿为这种荒唐事自找麻烦。""与他争辩没有用，因为他非常顽固。我只好惴惴不安地走开，心里有一种大祸将临的预感。
接到来信后的第三天，我父亲离家去看望他的一位老朋友——在朴茨当山一处堡垒做指挥官的弗里博迪少校。我很高兴他离家出访，因为在我看来，只要他离开了家就可以避开危险了。但是我错了，他出门的第二天，我接到少校拍来的一电报，要我立即到他那里去。我父亲摔进一个很深的白垩矿坑里，这种矿坑附近很多。他的头骨摔碎了，躺在里边完全没有知觉。我急急忙忙跑去看他，但他却再也没有恢复知觉，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很显然，他是在黄昏前从费尔哈姆回家时遇难的。由于他对乡间道路不熟，白垩坑又没有栏杆遮挡，验尸官很确定地做出了"由于意外而致死"的判断。我很仔细地检查了每一条可能与他的死有关系的线索，没有发现任何含有谋杀意图的事实。现场没有暴力迹象，没有脚印，没有发生抢劫，也没有人看见路上有陌生人出现。可是我不说您也想象得出我心里的不平静。我敢断定：这一定是有人在他的身边实施着某种卑鄙的阴谋。
在不祥的氛围中，我继承了遗产。也许您会问我为什么不把它卖掉。可我深信，我们家的灾难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伯父生前的某种意外事故造成的，所以不管是在这所房子里，还是在其他房子里，祸事都一样紧紧地，如影随形地威胁着我们。
我父亲是1885年1月不幸离世，至今已过去两年八个月了。在此期间，我在霍尔舍姆过着还算幸福的生活。我在心中暗自庆幸：灾祸已经远离我家，它已随上一代人的死亡而终结了。谁知我高兴得太早了。昨天早上，灾祸再次降临了，情况和当年的一模一样。"
那年轻人从背心的口袋里取出一个揉皱了的信封，走到桌旁，从信封里倒到桌上五个又小又干的橘核。
"就是这个信封，他继续说道，邮戳上盖的是伦敦东区。信封里还是那几个字："KKK"。然后就是"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
"您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福尔摩斯问。
"没有。"
"什么也没有？！"
"说实话，"他低下头，用苍白消瘦的双手捂住脸，"我觉得我什么办法也没有。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可怜的兔子面对着一条来势汹汹的毒蛇一样。我好像陷入了一只魔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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