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屑一顾的人们哑然失笑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这座北京城里的市民尽管共享着同一个空间和同一份时间，但人们所生活的层次毕竟有所不同。路喜纯所在的这一层也许并非最底层，但即使在最底层里，也会有许许多多同上面那些层次相通的东西。因为是饮食基层店经理安排来的，因此便在同事们面前趾高气扬，这同因为是某个“大人物”的侄子而进了市府机关，便令某些人格外尊敬三分，又有什么不同呢？路喜纯到了饭馆便想学掌勺炒菜，谁知那个差使至今轮不到他——因为那是红案，比去做主食的白案似乎要高出一档。在饭馆这个天地里，路喜纯的来路和背景都还不足以使他获得那个位置，于是乎一个总噘着嘴的比他“来路硬”的小伙子便占据了那个岗位——偏偏那小伙子满心满意想找个机会调到高一个层次的行业中去，他还不乐意学那个红案呢；但饭馆的小头头却宁愿要他学红案而不要路喜纯学。
路喜纯为自己这样的遭遇和身边这样的现实深深地痛苦过。他那痛苦的价值，比一位大学毕业生学非所用的痛苦的价值低吗？比一位有才华的作家的呕心沥血之作被退稿的痛苦低吗？比一位高级干部的正确的改革计划遭到保守者抵制的痛苦低吗？不见得吧。特别是当那个小伙子并不虚心听取老师傅指教，漫不经心地把菜炒得黑糊糊焦烘烘，因而引来顾客的抗议时，路喜纯便格外痛苦，有时他会禁不住把馒头机泻下的馒头，捡起来捏得湿面滋出每一条指缝，然后再重重地把那团面甩回到机器里去……
前几天路喜纯还去学校找过嵇老师，向他倾诉过内心的痛苦。嵇老师是教数学的。路喜纯在那所中学上学时，还是“四人帮”得势的时期。从那时的数学课上学不到多少知识，但从课下的谈话中，路喜纯却从嵇老师那里获得了不少实实在在的真理。嵇老师总是给他讲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嵇老师所讲的，往往都是历史课上听不到的。他记住了嵇老师一句几乎是口头禅的话：“你要有历史的眼光！”
嵇老师一直住在学校一角的一间小屋中。不知为什么他总没有结婚。但路喜纯每次去，却几乎又总会在嵇老师那凌乱的宿舍中发现一位女客，有的显得很年轻，长得未必漂亮，打扮得可真时髦；有的徐娘半老，穿着朴素，却风韵犹存。这回去又遇上了一位，不老不少，圆脸庞，鼓眼睛，说话嗓门挺大。瞧那做派，简直跟嵇老师熟得不能再熟，路喜纯跟嵇老师说话的时候，她就坐在嵇老师床上，抽着一根烟，极随便地翻阅着嵇老师的一本集邮册，还不时发出像男人那样粗嗄的笑声。
路喜纯倾诉了他的苦闷。嵇老师照例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他用捏在手里的一个圆形塑料立体梳，慢慢梳理着日渐稀疏的头发，待路喜纯说完了，便从桌上取过一本书来，递给路喜纯，简单地说：“你看看这个。”
那是一册纸已发黄的《文史资料选编》，路喜纯翻开，溜了一下目录，有什么溥佳的《清官回忆》、溥杰的《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以及《清官太监回忆录》之类。看这些东西，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你看看这个。”嵇老师慢腾腾地对路喜纯说，“你要有历史的眼光。世界上的事，没有一刀切的时候，没有一切都合理都美满的时候，问题是你怎么看发展趋势，怎么跟残留的旧东西抗争……你以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后，成了民国，到处就都是民国景象了么？旧事物的惯性是很强的。直到1924年，也就是末代皇帝溥仪被轰出紫禁城前后，北京的钟楼还在鸣钟报时呢！这还不算什么，你知道吗？钟鼓楼‘定更’以后，街上还要出来‘手打梆子腚摇铃’的人；‘腚摇铃’就是腰上系个铃铛，他们是巡夜的；谁领着他们巡夜？还是由清朝九门提督衙门的巡街老爷们领着，前头打着名叫‘气死风’的灯笼，一路顺街那么走下去……那时候，“五四”运动已经过去5年，中国共产党也已经成立3年，震撼世界的“二七”大罢工也已经发生过，但北京的街头，居然还有这种景象……这本书还能告诉你更多的这种事，你看看吧。”
他拿回去看了。他惊讶地发现，溥佳的所谓《清官回忆》，写的是1919年以后的事，也就是说，那许多丑恶的封建景象，在民国以后居然长时间“依然故我”；而溥杰关于醇亲王府的回忆，更告诉他直到很晚，那王府内部依旧保持着森严的等级制度；至于几位老太监的回忆，更令他目瞪口呆，其中一位的父亲为了让儿子能进宫而使家庭状况有所改变，竟亲手为儿子血淋淋地“净身”，然后将儿子卖给了专为宫里提供太监的内务府官员。这事实本身已令人发指，发生的时代呢？已是民国以后！读完了这些文史资料，掩卷深思，路喜纯的心理状态渐趋平衡——他何必对眼前的某些阴暗的东西那么痛不欲生呢？时代的步伐既然迈进得这么快，它所来不及清扫的旧时代积垢必然显得更加触目惊心，问题确实在于你要有历史的眼光，冷静、沉着地去对待这些东西。因此，自己所在的小饭馆里有那么一个小头头，仍旧有着一双为旧时代所污染的势利眼，这又有什么稀奇呢？
这位势利眼不让路喜纯上红案，当红案的何师傅却偏偏把路喜纯收为了私人徒弟，把他带到家里去，不但教他做一般的席面菜，还教给了他几样“绝活”。何师傅原是同和居的掌勺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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