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青年吧？你是怎么找到我这来的？你从哪儿得着我家地址的？你是不是想请我给你看稿子？……”
不一会儿也便全都弄清。他是东北一个县里的文学青年。他酷爱诗歌。他自然早就尝试着给报刊投稿，从《诗刊》和《人民日报》的副刊，到他们地区的刊物和报纸副刊，全都投过，但一首也未被刊登，并且几乎一律石沉大海……关于韩一潭的那篇报道自然给予了他极大的鼓舞，他说他读时流出了热泪——看来绝不是说谎，他感到他在“黑暗王国”中看到了“一线光明”，所以毅然投奔韩一潭来了。下了火车，他先找到编辑部，传达室告诉他编辑部的人这天都外出听报告去了——这也是事实；他便要求传达室的人告诉他韩一潭的家庭地址，传达室的人犹豫了好久，经不住他一再恳求，最后告诉了他，所以他现在才好不容易地找了来……
葛萍出于一种女性的同情心，问他：“你还没吃晚饭吧？”
他坦率地说：“找不着韩伯伯，我什么也吃不下呀。”
葛萍便请他吃饭，菜不够了，便下厨房为他去现炒了一大碟鸡蛋。
韩一潭请他坐到茶几边的沙发上，问他：“你带了些作品来吧？”
那年轻人便拖过他那沉甸甸的旅行袋来，“哧溜”一声拉开整个拉锁，从里面取出了一叠又一叠的诗稿来，一边往茶几上放，一边介绍他的创作说：“这是我的《抒情诗一百首》，这是我的组诗《泥土的爱》，这是我的抒情长诗《天空颂》，这是我的叙事诗《草原上的普罗米修斯》的第一部，这是我的诗剧《爱琴海的波涛》……”
全部取出以后，他那诗稿足有一尺来高。
韩一潭望着那一尺来高的诗稿，仿佛自己被宣判了重刑，惊惶得说不出话来。
“韩伯伯，您一定要给我审阅，给我发表！您一定要指导我，扶植我！”年轻人恳挚地呼吁着。
葛萍端来了炒好的鸡蛋，请年轻人坐到饭桌那里去吃晚饭。年轻人并不推辞，坐过去吃了，他显然非常之饿，吃得狼吞虎咽。
葛萍对那一尺来高的诗稿，一时倒没大注意，她对年轻人说：“你慢慢吃。不够还可以来点方便面。”又趁便问：“你北京都有什么亲戚呀？”
年轻人边吃边答：“除了韩伯伯和您，我在北京没亲戚啊。”
韩一潭心往下一沉，葛萍还没大明白，她又问：“那你这回是干什么来呀？出差办事吗？你住哪个招待所呢？”
年轻人反倒露出吃惊的神色，他宣布说：“我就是找韩伯伯来的呀。我打算先在这儿住一个月，然后……”
葛萍这才感到事态严重，她慌忙再问：“你有工作吗？你哪个单位的？”
年轻人若无其事地说：“有哇。我是县农机局修建队的。我们那单位的领导全是些个‘土老帽儿’，懂个啥呀？他们不支持我搞文学创作，还打击我——”
韩一潭忍不住跟上去问：“你来北京，跟单位里请假了吗？”
年轻人把嘴一撇：“请假？我根本不‘勒’（理）他们！”
葛萍着起急来：“你这怎么行呢？你这不成了‘盲流’了吗？”
年轻人吃完最后一口饭，用手背抹抹嘴唇说：“我不发表出作品来，绝不回去！”
韩一潭心里长毛，一时不知该怎么把这位闯入者打发出去。
葛萍又问：“你家里知道你来北京的事吗？”
年轻人说：“咋不知道。我吵了一架才出来的。”
葛萍责备他说：“你怎么能这样？你爸你妈现在该多着急啊！”
年轻人笑了：“我爸我妈？我爸我妈早就没啦！”
葛萍愕然：“那你跟家里什么人吵？”
年轻人忽然激动起来：“跟谁？跟我老婆！她是个庸俗不堪的小市民！对诗歌简直一窍不通！诗盲！典型的诗盲！我跟她现在完完全全没有一丝一毫的共同语言！我早就提出来跟她离婚，她死不答应，简直是我的一副镣铐！韩伯伯，您想想，带着镣铐跳舞，该有多难？我写出这些诗来，容易吗？每一行，每一字，都是我红玛瑙般的血、白铱金般的汗啊！现在我算痛快了，让她在那发散着酸白菜气息的小窝里哭泣吧！‘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葛萍连连摇头：“啧啧啧……你怎么能这样！你们有了孩子啦吧？”
年轻人昂起下巴：“孩子？谁是我的孩子？”说着朝茶几上一尺来高的诗稿一指：“这才是我的孩子！她也给我生了一个女儿，那是肉，我要的是灵——是诗！我后悔当年不该结婚，不该要所谓的孩子。从文学史上看，多少诗人因为结婚形成悲剧，普希金，陆游……我一定要砸烂那世俗的镣铐，做一个插翅飞翔的自由自在的缪斯！……”
韩一潭、葛萍面面相觑。这一对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知识分子，在家中还没遇上过如此棘手的局面。
韩一潭只好冒着惹怒对方、招来不测的风险，严肃到紧张地步地说：“年轻人，你这种不跟单位请假就擅离职守的行为，我们不能支持。你应当赶快回去。我们屋子很小，而且我们也不留人住宿，所以，你今晚还是另找地方去住吧——我们附近有个鑫园浴池，晚上接待过夜的旅客，你如果钱不够，我们可以负担。你最好明天一早就坐火车回去——”
那年轻人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能相信自己的处境，他瞪圆了眼睛，气冲冲地问韩一潭：“你是韩一潭？！”
韩一潭愣了一愣：“怎么了？”
“你原来是这么个人！”年轻人气愤地说，“报上把你吹成一朵花！原来你这么粪①！什么伯乐！什么‘沙里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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