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中午是他来敲开了我的门，并且他脸上呈现出一种明白无误的恶意的好奇感，他那表情就像用文字书写出来一样，令我终生难忘——“啊，今天下午要斗你，你中午呆在这儿干吗呢?我可得兮兮(北京话：“看看热闹”的意思)……”是我理解错了吗?不，原来他后面还有几个具有同样好奇心的“红五类”，他看来不像是被逼迫着来打头阵的，因为他的表情松弛而生动——我一开门他便望着我得意地假装咳嗽。我使劲撞上门，倒在躺椅上，我遍体清凉，我这才懂得世上有超越我个人悲剧的更大更深的悲剧——心灵沉沦的悲剧。
后来那次批斗我的会戏剧性地延期了——仅仅是因为“中央首长”发表了一个什么新的重要讲话，必须倾校而出去游行欢庆。而学校偏又进驻了新的“工宣队”，据说“工宣队”的区指挥部看了“群专组”上报的关于我的材料，认为我的“罪行”还不到“全校揪斗”的程度，我便被从轻发落——派到农村劳动去了。后来我也算太太平平地经历完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就我个人而言，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也没有多少值得特别惭愧的。我实在只是个最平常不过的人，经历着最平常不过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