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父亲而去，北京不再留窝，蒋盈平再逢寒暑假，回北京就很不方便了。但他也还回来过，或者住在已经工作的弟弟蒋盈海那里，或者住到已经结婚成家的妹妹蒋盈波那里，或者住到鲁羽家里，甚或住到小旅馆之中，他这才尝到无父母家可归的人生滋味，这才懂得无论兄弟姐妹或朋友对自己有多好，他们那里永远不可能替代父母的家，可以任自己无所顾忌地尽情尽兴地享用……亲友们都劝他抓紧找个对象结婚自己成个家。他总是红着脸急得结结巴巴地说：“难道就在那个鬼地方随便找个女人吗？可这边的女子，又有谁愿意嫁给我这么个户口和工作在那么个县三中的男人呢？”但其实他心里更惶恐的是，尽管年龄一年一年增长上去已到了不可轻易如实告人的数目，他心中所企慕所渴求的却并不是一个妻子一个家，而是一群能够随时同他看戏、唱戏、聊戏或同他能永远是一种“坐罐罐”状态双脚蹦状态咯咯笑状态的忘记了年龄忘记了性别的亲朋好友，他这条鱼必得放到这样一种水中方能活泼起来，快乐起来！
于是有一年暑假，他就应上海的亲戚七舅舅的邀请，去了上海，在那里得到了七舅舅一家及几位娘娘(就是姨妈)及他们的子女(就是他的姨表兄妹)的热情款待，那年暑假在北京园林局工作的表妹沈锡梅(其实跟他同年出生还比他大着月份，但他只把她当做表妹)也正好到上海探亲，沈锡梅的母亲即蒋盈平的娘娘，沈锡梅的弟弟沈锡松即蒋盈平的表弟，都一直在上海居住、工作；蒋盈平跟母系家族的这些亲戚们聚了二十多天，临到人家送他上火车返回湖南的时候，他忽然哭了起来，而且竟至于忍不住有嚎啕之势，倒把包括沈锡梅在内的送行人都吓了一跳，大家忙问他究竟是怎么了？他哽噎着说：“你们……你们对我……实在是太好了！”火车开走后，送行的人们不禁面面相觑，是呀，他是我们的亲戚，他来上海过暑假，我们当然应该对他好，我们对别的亲戚也一样地好啊，可他何至于就如此动感情，仿佛我们对他有什么不得了的恩德，仿佛大家这一别便是永诀，又仿佛他自己还是个没长大的儿童似的……倒是沈锡梅后来对他做了一个解释：“盈平是唱青衣的，那样的戏唱多了，自然感情比我们这样的普通人细腻……我在北大看过他的戏……他是台上台下一个样地动真情啊……”
蒋盈平就这样以他特有的生存方式和感情世界进入了1966年，那一年暑假之前北京就乱了，然后就波及到湖南，波及到县里，波及到县三中，他完全懵了……
好在蒋盈平一非“当权派”，二非地富反坏右，三无民愤，因而尽管“破四旧”和“革命造反”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都没有冲击到他，更因当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头脑简单，以一种简单的推理——毛主席亲自肯定的“第一张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是北大聂元梓他们写的，蒋盈平是北大来的，因而蒋盈平自然是好的——把蒋盈平视为战友，任蒋盈平逍遥自在，倘若不是蒋盈平自己不仅毫无政治野心，更一贯在政治上胆小怕事、退避三舍，那他如果趁势跳蹿一番，也还很可以另外演出一些威武雄壮的戏剧的……
蒋盈平在学校已然停课闹革命，并且学生们乃至一些“革命教师”都随“大串联”之风奔向各地特别是奔向北京时，反倒哪儿也没有去，因为他陆续接到了亲友们的一些来信，对于他来说，他觉得实在已经无处可去……父母那边来信，说军事学院里也“燃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我们也都积极投入，争取在革命的烈火中经受考验，炼成真金”，那当然不好去探望；北京的二哥蒋盈工(他刚结婚不久)来信说：“我们设计院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十分空泛，末尾只是大大地写出了两个字：“勿念。”弟弟蒋盈海来信里引满了毛主席语录，也一样全然不着他自己具体情况的边际，妹妹蒋盈波的来信倒还谈的都是她家的琐事：她生下了个小女儿，取名飒飒；请到了个保姆，四川人，还好，只是年纪大些……蒋盈平知道这种时候去北京无论住在他们哪位那里，都不方便……老朋友们自从夏天以后都再无信来，他一连给鲁羽写了三封信，只问当年京剧社诸位友人的消息，一贯回信最勤的鲁羽却仿佛消失在了云天之外，无片纸只言的反馈……
就这样在那小小的角落里混过了秋天，又进入了冬天……亏得还有个童二娘，有她那一家人，能使蒋盈平脆弱的心，得以在乱世中得到一些金贵的慰藉……
3
那是1966年春天，清明节的时候，当地人非常重视那个日子，田野里凡有树丛的地方必有些坟头，在那个日子里坟头边必有些烧完和没烧完的纸钱在风中舞动……心情忧郁的蒋盈平在田野中散步时，非常偶然地从一个坟头前的石碑上看到了一个已亡故的妇人的名字：蒋一浣。他不禁心中一动，父亲早就说过，蒋家最重视名字中的排行，父亲这一辈都排“一”字，而且最后一个字无论男女都必带水字，这位蒋一浣，难道是父亲一辈的人吗？她怎么会嫁到了这个地方，并死在了这个地方呢？难道她竟是自己一位已然仙逝的姑母？自己的亲姑母尽管只有一个，但堂姑母，从堂姑母，那就恐怕连父亲也记不全了……
带着这样的疑惑，蒋盈平开始向学校里的同事们打探，结果三问两查的，竟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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