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他们便带些吃食到甘家消磨。那时候甘木匠仍然住在那条胡同35号大院的那个月洞门小院中的那两间小平房里。部里的干部们宦海浮沉，起起落落，搬来搬去，甘木匠却始终是木匠，哪朝哪代哪宗哪派也得有个木匠给他们干木匠活儿，他江流石不转，始终如初。他活着时子女中头四个子女那时都已经工作，有进厂当工人的，有入伍当兵的，有当电车售票员的，有下乡插队的。剩下还有四个在上学。甘七那时可能已上到初中。那时候35号大院已经爆满，人们再没有俭省房租的念头，只有扩大住房的欲望。但那时像甘木匠那样的底层工人是不可能再分配到住房的。于是他们便全家动手，往那马樱花树下盖出了简易的小房，把住房总面积大大地加以扩充，总算还能对付着够住。
我当时正下放到远郊农村劳动。后来我终于也可以回到北京。回北京那天我兴冲冲地按掌握的地址赶到爸爸妈妈的住处，结果意外地撞了锁，只见门上贴着一张留给我的条子，让我到甘木匠家去“欢聚”。
说实在的，那一天我毫无同甘木匠一家欢聚的欲望和心情，我只有一肚子的话想单独对爸爸妈妈倾诉。但我只好去了。
进入那所我曾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的35号大院，我并没有产生什么沧桑之感，也并没有勾出多少回忆，我的灵魂被打磨得粗砺，我无所谓地甚或说是有点不耐烦地走进那个破败的月洞门。对于月洞门里院落变得那么狭小我并无惊异之感，对于已由完全陌生的人入住的故居我甚至都没有怎样顾视。而进入甘木匠家后，一见那么一大屋子的人，我只感到烦乱……
甘木匠，他那也已经头发花白的脸皮起皱的妻子，陪我爸爸妈妈围坐在一方炕桌旁喝酒吃菜，其余几个子女——当中一定有甘七——则在屋后的床铺边不知在做功课还是在嬉闹。整个屋子里弥漫着劣质烧鸡和劣质白酒的气味，一地的花生瓜子壳儿和鸡骨头。尽管我自己也下放了锻炼了同吃同住同劳动了，但看见爸爸妈妈竟如此这般地赶着来与甘木匠夫妇共享一种我们不能理解的快乐，我还是大为吃惊。
我还没来得及招呼他们，就只见甘木匠迎着我站起来，他满脸红光，剃了个光头，胡须也尽行剃去，半个脸青青的全是胡子碴，倒显得比当年年轻许多。他见到我似乎格外地高兴，右手举起个酒杯，伸向他自己唇下，左手举起个酒杯，伸向我。那裸露的左上臂，有着一盘凸出的蚯蚓般的伤疤，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他说：“好啊！我女婿来了——来来来来，咱爷儿俩干上一杯！”后来我不再记得什么。我似乎是强忍着不耐烦度过了那一个傍晚的。但随父母返回那间临时当作家的办公室时，我见他们似乎很快乐，也就没流露什么。
11
后来粉碎了“四人帮”，后来我父母住在离甘木匠很远很远的故乡，而我自己虽然还在北京，但我成了家，娶妻生子，有了我自己的生活，我同父母哥哥阿姐等亲人也难得一见，当然更无暇与甘木匠那样的昔日邻居交往，甘木匠渐渐又从我们的生活圈子里逸出。起码在我，是几乎想不起他来，更想不起他那一大家子人……
我爸爸在1978年因突发脑溢血去世。1988年，在四川成都同二哥住在一起的妈妈突然查出来长了癌，是在肝部，这如同晴天霹雳。当医生把实情告诉二哥和我时，我们两个男子汉一下子都流出了眼泪，我们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然而妈妈接受了这个事实。她沉着、坚毅、冷静、顽强，同癌魔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我不想叙说关于我妈妈死于癌症的事情。这对于世上千千万万其他的人来说也实在算不得什么。几乎每天都有癌症患者在死去。人们已经习惯于癌，习惯于死亡。
我只想说说那一天，母亲也已经出现腹水，并开始脱发。她倚在病床上，当时病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握住母亲的手，母亲也握住我的手，我望着母亲，母亲也望着我。我不知道该跟母亲说什么才好，母亲却神志清明地对我说：“盈海！你记得甘福云吗？甘师傅的大女儿，甘福云，她去世，该有20多年了吧？我这病，就是当年她得过的。你知道她临死以前，为什么非要她爸爸把她病床，搁在一进门的地方，又为什么要她爸爸，总把那门帘子半掀着吗？从当年你住的那间屋，望过去，正好能见着她吧？其实，是她为了能常常见着你！她对你，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临到快死的时候，她就跟她爸爸坦白了——连她妈妈她都没直接说。她是趁她爸爸一个人在身边的时候，也许是那回她爸爸背着她去蟾宫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悄悄跟她爸爸说的。我想，她也没有特别深刻的意思，只是那时她已经快17岁了，以她那样的家境，她的早熟，是必然的。你也未必真那么可爱。说实话，那时候你恐怕是鸿蒙未开，浑浑的，而且有时候非常可恶，非常讨人嫌。但你想她的生活天地，只有那么样大，我们两家，正巧住对门，又同在一个月洞门里头，同享一棵马樱花树的阴凉芬芳。上小学时，你们俩又坐同桌，她的感情寄托，也只能落在你的身上……所以那时候，甘师傅就对她说你快点儿好吧！你病好了，我跟蒋大爷大妈他们说去，让那蒋盈海娶你当媳妇！甘师傅打那以后，对你就特别爱惜，心里头总认你做他的女婿。现在你长大成人，娶妻生子了，我把这些个事情说给你，你该不在意了……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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