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要总务处安排的内四合院中的五间北房，而主动要了月洞门中原作书房用的三间西房，那时候不讲究什么家具摆设，别说组合柜、沙发没有，记得我阿姐新缝出一件布拉吉，想照镜子看看效果，都是跑到内四合院别人家，借人家大立柜的穿衣镜去满足那简单的欲望的。当然，50年代中期后，我家总算添置了从旧货店买来的大立柜和旧沙发，那是后话。
我家住的那个月洞门里的花园小院，马樱花树的那边，有两间比较低矮的房舍，原是阔人家抚琴清心的小小轩舍，部里作了宿舍用后，将破败的轩舍翻盖成了两间水泥瓦顶的小小平房。那时候，部里的木匠师傅甘大全便自愿选择了那两间平房作为他家的居室。当时，他和老婆以外，已生有七个子女，但他同我父母一样，觉得自己选择的房舍足够一家之用，并且房租上也节约些。我去过他家，回忆起来，似乎也并不怎样的拥挤——外间屋，一个大通铺，睡六位子女，空出来的地方，一张大炕桌，一架碗柜，一些小椅子、小板凳，足可供全家用餐和上学的子女做功课；倘在夏日，用餐都挪到院中马樱花树下，那么，那外间屋便有一半是空的；里间屋，一个大通铺是甘木匠夫妇带着幼子睡觉的地方。另外有一只甘木匠打出来的农村式大躺柜，全家的细软可以尽收于内，你想像一下，便可以明白，甘木匠当时何以并不觉得租用那两间平房有什么委屈之感。
人的空间感和空间占有欲，确是随着时代变化的。
3
我那时觉得甘木匠是一座塔。其实当年的甘木匠还不到40岁，我却以为他是位老大爷。也许甘木匠身高不过只有一米七几，我印象中的他那是必须仰望的。他总胡子拉碴的，不仅是络腮胡，有时候，他那微凹的腮窝上也布满长长的胡须，如果他剃一点胡须，那就只剃腮上的部分；他一年四季里除了冬季，似乎三季里上身都仅穿一件中式的无袖无领的白布小褂，前后两部分中间只用若干布条相连，前面用中式纽襻系合；他的胳膊似乎特别长，稍一弯曲，上膊的肱二头肌便鼓起老高，仿佛皮下蜷伏着一只松鼠；尽管他总在露天里干活，但他皮肤不黑，甚至相当白净。有时候他看上去皮肤发黄发暗，我妈妈看见就说甘木匠又病了，准给他送药去。
我妈妈弄得清他那一串子女谁比谁大，谁是哥哥谁是妹妹，我却只清楚老大是个姑娘，叫甘福云。因为我俩在小学一直同班，而且常常在排座位时排成同桌——很长时间里，我的身高总与她持平；甘福云比我大一岁，我妈妈告诉我的，对此我很不服气，但这件事是不能通过，比如说发奋或竞争加以改变的，对此我只能抱恨终生。
和甘福云同座是很倒霉的。往往已经开始上头一节课，她却还没到校，老师看见我旁边的座位空着，便会望着我问：“甘福云呢？她怎么又没来？”
我便大胆地同老师对视，一脸“问得着我吗？！”的抗议表情。可是老师知道我家和甘家是近邻，所以有时候便毫不留情地把我叫起来问：“蒋盈海，甘福云怎么没来上学？”我便“腾”地站起来，腰板挺得笔直，故意先说一声：“我知道——”然后话音一转，慢条斯理地说：“我知道我自个儿一早上没见着过她的影儿……”同学们便嗤嗤发笑，老师便挥手让我坐下并让大家安静，而这时候往往甘福云恰巧汗津津地迈入教室。于是同学们便不用组织地来了一个哄堂，其中我的笑声一定最尖最响并且持续最久。
开头，我确实没有探究过甘福云为什么迟到，后来，我发现了那一秘密——我们胡同中段，当年有一家不大不小的工厂，生产什么的，已不复记忆，但它有一个挺大的锅炉房，每天早上，值班的工人要把头天封的火扒开，从后门用小推车推出几车煤渣来，那些煤渣往往还冒着烟，有些未燃尽的煤块还亮着红光。煤渣刚一倒完，后门刚一关上，便有不少拾煤渣的孩子，蜂拥上去抢拾还可再燃的煤渣。有一天，我上学出发得比往日早，路过那里时，发现冲上去拾煤渣的孩子里，最勇最鲁的一位，便是我的同桌甘福云。原来她几乎每天都来做这件事，拾完一满筐煤渣，她便把煤渣筐送回家，然后再去上学。因为那工厂的锅炉工并不能准时清渣倒渣，有时倒得晚，甘福云拾完煤渣再上学，自然便会迟到。
我知道甘福云为什么会迟到以后，之所以仍不向老师揭发原委，是因为我不愿意让老师和班上同学知道我们部里的宿舍大院中有拾煤渣的人，尤其是跟我同住大院中一个小院的邻居，竟然天天早上拾煤渣，这说出去太让我脸上无光。
可是有一天，甘福云不仅又一次迟到，还自己暴露出了她的秘密。她那天不知为什么没有把拾到的一筐煤渣送回家去，就到学校来了。她把一筐煤渣搁在了教室门口，喊了声：“报告！”老师停下讲课，准许她进教室后，她在众目睽睽下背着书包走进了教室，所有的人都看见了——她右手拿着一个拾煤渣的工具，是她父亲为她制作的一个木柄上安装着五根粗铁丝弯成的笊篱状叉子。大概我又是头一个发出响亮笑声的人，整个教室中又是一个满满当当的哄堂，把站在前面讲小数点乘法的老师气得脸色煞白。他没有让甘福云坐下，而是让她站在座位上，厉声地质问她：“你怎么回事？你提的那是什么东西？不许把玩具带进教室来，你懂吗？”
甘福云微仰着脸，一双小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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