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怎么私自拿人家东西，难道你是来抄家的吗？”
邢静便不请而自坐，坐到他书桌前的那把有个软垫的靠背椅上，笑嘻嘻地说：“这回保证用完了就还！这回不还你抄我们家去！”
他哭笑不得。邢静却挥手让他坐到对面床上，拍打着那本书的封面说：“你以为这是我自己看么？我是帮人家借的哩！……”邢静便说出了一个相当知名的作家的名字。不过那作家当时还处于等待落实政策的状态。邢静说那作家在她工作的那个远郊公园附近的村子里买了房子，是“文革”前买的，买得很便宜，如今城里待不住了，就成天待在那村子里头，也还在偷偷地写东西，现在当然还发表不了，可是谁知道今后会怎样？很可能没多久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时候就把抽屉里的玩意儿亮出来，说不定就是个传世之作。邢静说她是偶然听公园里的人说到那个作家在村里的住处，便自己找上门去认识的。那作家一点架子也没有，对她很热情，跟她聊了不少文学上的道理。那作家告诉她，人道主义是文学的灵魂，文学不要跟着政治跑，政治白云苍狗，变来变去没有意思，文学要追求永恒的东西，人道主义便具有永恒性。那作家也弄到了一些内部发行的“白皮书”(当时那种供批判参考的外国文学译本，都印成白色的没有装帧的封皮)，但只听说过而没有得到《白比姆黑耳朵》，邢静记得他书架上有，所以替那作家来借。
邢静说：“小表哥，你不也想写小说吗？这就是个上门请教的机会嘛！等人家看完了，我找上你一块儿去取书，聊上一聊，肯定对你有好处！”
这么着就把他说动了，那本《白比姆黑耳朵》就让邢静给拿走了。
过了半个月左右邢静又来了，他以为是还《白比姆黑耳朵》，或者约他一起去远郊拜见那位作家。
不是。完全是另外一桩事。从邢静的表情上看，这回的事更重要。
邢静告诉他，出版社正组织各系统的业余作者赶写一批反映“走资派还在走”而广大革命群众与之坚决斗争的战斗性很强的小说，他们园林局也领到了任务，因而园林局的宣传科正准备从基层抽十来个人到局里办个创作学习班，这可是她脱离厨房油锅的大好机会，所以她已经赶写了一篇，准备交上去得到基本肯定，从而进入那个创作学习班，现在她把那稿子带来了，希望他帮她看一看、改一改，务必改得能挤进那个脱产的创作学习班——这对她至关重要。
他听了很不高兴。便问她看没看那本《白比姆黑耳朵》，她说在给作家送去之前看过了，特棒！他便说：“可是呀！那作家不也跟你讲了吗？文学别紧贴着政治，何况什么批‘走资派还在走’，批什么‘唯生产力论’，得人心吗？谁看那样的小说？你既要写小说，为什么不写点表现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呢？”
邢静便坦率地说：“那样的小说我以后再写吧！现在我顾不了那么多！先跳出厨房再说！……”
他不愿看她写的那破小说，她便说：“你不愿意看，那我就念给你听吧！”接着便念……
她给她那小说中“还在走”的“走资派”取名儿叫郅梦奇。她停下来解释说：“战斗英雄郅顺义的那个‘郅’，谐‘资本主义’的‘资’那个音，梦奇，就是刘少奇已经打倒了，他还梦想复辟刘少奇路线……”
他不禁为如此粗鄙的创作构思“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但邢静就凭那篇稿子挤入了创作学习班，当然她那篇“小说”后来没有被录用，而且他们那个“班”被出版社录用的那一篇“佳作”后来也没排成铅字，因为不久“四人帮”垮台了，出版社取消那本书的出版计划了。
邢静对那本书出不出原本也不在乎。她在乎的是借此机会认识了不少局里的干部，这样那个创作学习班解散时她就不是回到那个远郊的公园去，而是调换到了动物园的一个对外餐厅工作。
又过了一阵邢静忽然跑来找他。他先发话说：“你来得正好！那本《白比姆黑耳朵》该还给我了！”
邢静便说：“我哪儿顾得上那个！现在那书也公开出版了，书店里很好买，你再买一本不结了？我找你是让你帮我凑一套高中文科复习资料……”原来她已决定报考大学。那一年大学恢复了正常招生。她要直奔北大中文系而去。
那一天他妻子也在家，妻说：“连我都想考哩！唉，谁让我蜗牛似的背上了这么个壳儿，还搭上一大一小两个光知道吃饭不知道做饭的瓢虫！”
他便为邢静找复习资料，支持她考大学，同时也真的补买了一本《白比姆黑耳朵》，这一回不是内部发行的白皮书，而是公开发行的有装帧的新版本。
7
在一个迅速转型的社会中，个体不失时机地顺势改变自己的位置与角色，是很自然的事。他就因为发表了一篇《迟来的春风》，得以调到一家出版社当文学编辑，并正等待着作家协会一类机构和所谓“专业作家”一类建制的恢复，好当上一个“专业作家”。那几年他真有点“春风得意马蹄疾”，人模狗样地混得特别滋润，最令人艳羡的就是很快分到了一套新住宅区的两居室住房，那年月里只有当时正当权的干部和原来有相当级别“文革”中被打倒又恢复名誉被落实政策的干部，以及能列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名单中的幸运儿，才能顺利地立即分到新居民区新楼里的新单元房，而后面那个名单中像他那么个资历那么个年龄的，他几乎是一个孤例，列在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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