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
“你说什么？”医生问。
我解释问题的症结，不知医生的药箱里会不会刚好有这种特效药。
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互视而且瞪着班森的光屁股，它们痛苦地痉挛着，像班森痛苦的咳嗽声。
医生说他得给班森打些药以减轻发炎，并解释这种特效药的副作用很小，我将这些讯息转述给班森。
“好吧！”他趴下，医生就像西班牙斗牛士，用一副极其优雅的姿势将针筒插下去。
“好了！”
班森在一旁等待可让他昏睡的药物起作用，医生说他会派护士一天来打两次针，而检验结果星期六即可揭晓；只要一有结果，他马上就可以开处方。
他祝我们有个美好的夜晚，班森捂着手帕呜呜地应答。
我想，“一个美好的夜晚是不可能了！”
护士来了又回去，检验结果出来，医生照约定的时间，在星期六抵达。
我们这位年轻人说得没错，确实是“单核白血球增多症”，不过我们可以用法国药来治。
医生振笔疾书，像个灵感泉涌的诗人，一个处方接着一个处方从笔下挥洒而出，似乎每个处方都用得着。
他递过来一叠写满文字的纸，祝我们周末愉快。
哎，这也是不太可能的事了！
连续假日的星期天，想在法国乡下找一家开门营业的药房可不简单，而方圆几里内唯一的药房是位于卡维隆外围的“保卫药房”。
我在八点半赶到那儿，遇见一个和我一样手中握着一叠厚厚处方的老兄，我们一起望着张贴在玻璃门上的告示，上面写着：“十点钟开始营业”。
此人叹了一口气，上下打量着我。
“急诊吗？”
“不是我，是我的朋友。”我回答。
他点点头，解释他肩膀有关节痛，脚上长霉菌，不打算在太阳下枯等一个小时，他坐在大门边的走道上，开始研究起手中那一大叠药方的第一张。
我决定先行离开去吃早餐。
“最好在十点前回来，”他说：“肯定会有很多人的。”
他怎么会知道呢？难道星期天上药房是午餐前的习惯吗？
我对他的劝告不予理会，向他道谢后，在一家咖啡馆阅读一份过期的《普罗旺斯日报》。
我在十点前回到药房，乖乖，似乎全卡维隆的人都聚集在门口了。
有几十打的人手里拿着大叠的处方站在那儿，互相交换疾病症状情报，就好像钓鱼客在描述他得奖的大鱼一般。
喉咙发炎先生吹嘘着他那足以致命的喉咙肿痛；静脉瘤太太则骄傲地细数着她的静脉瘤病史。此起彼伏愉快地聊着天，时而问问时间，往犹深锁的药房大门挤去。
终于，在“总算开门了”和“她出来了”的低语声中，一名女孩从药房后出现，识相地躲在一边以让蜂拥的人群通过。
我再次体会到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排队的习惯在法国是不存在的。
大概等了半个钟头之久，好不容易在混乱中逮到一个空档，把我的处方交给药剂师。
她取出一个塑胶袋，装进一些盒子、瓶子，在每张处理过的处方上盖章。
她留下一张副本，另一张则还给我。
很快地塑胶袋就满溢出来了，尚剩一张处方，药剂师失踪约莫有五分钟之久，然后出来表示缺货，并要我到别家药房试试看。
尽管如此，情况也还不算太糟，至少重要的药都在袋子里。
对我来说，这些药已经够让一群人死而复生了！
班森又是吞，又是吸的，以他的方式试着每个药方。
第二天早上，他似乎已经从死亡坟墓的阴影中逃出，觉得好多了，有足够的力气和我们一起到梅纳村的药房找剩下的那种药。
我们到达时，已有一位老先生坐在凳子上，手上的袋里装满了万灵丹，他好奇地想知道我们这些外国人会得什么外国病。
一直等到我们的药都齐备，他凑过头想一探究竟。
药剂师打开袋子，拿出一个用锡箔纸包装的东西，大约有头痛药片般大。
她拿给班森，告诉他说：“一天二次。”
班森摇摇头，用手摸着喉咙说：“太大了，我吞不下这么大的玩意。”
我们翻译给药剂师听，那位老先生在药剂师回答前咯咯大笑起来，危险地摇晃凳子，用长满瘤的手背擦眼睛。
药剂师面带微笑，优雅地将锡箔纸包的药高高举起说：“这是栓剂。”
班森看来有些迷惑，那位老先生还在大笑，从凳子上跳下，把栓剂从药剂师手上抢过来。
“你看！”他告诉班森，“我们是这么用的。”
他老人家在离柜台不远处找了一处空间，朝前一趴，将栓剂举过头，手臂飞快地往后移动，将药用力往裤子底部刺进去。
他看着班森说：“懂了吗？这是塞在屁股里面的。”
班森还是摇头表示：“哎，老天，这实在很奇怪！”他戴上太阳眼镜，后退几步，“在我们那里，我们不用这个的。”
我们试着解释这是种让药进入血管最有效的方法，但是他一点都不为所动。告诉他如此可以治喉咙发炎，他不觉得好笑起来。
我常在想，回去后，他会如何告诉他在布鲁克林的哥哥关于法国人的栓剂。
※※※
过没多久，我在树林遇见我的邻居马索，告诉他栓剂的事，他当成一个笑话——不过这对一个确实发生过戏剧性故事的病人，可就不好笑了：当他到医院去割盲肠，醒来却发现左腿已被切断。
“真的吗？”我说不可能，但马索坚持是真的。
“假如我生病的话，我一定去看兽医，在那里至少还是清醒的，我可不相信医生。”他说。
幸好，马索对法国医疗界的见解并不能反映大部分的真实性。在普罗旺斯，也许有对截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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