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正在推开玻璃门，回头看他落魄失神的脸，突然有些怜悯，她又不是傻瓜。当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的时候，又有什么办法？在所有媒体的报道中，爱音乐团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惊艳”“清新”“有风格”“全能”，引来了“如潮掌声”。
而在安宁实际的感受中，整台演出都有点紧，节奏不由自主地赶。太想华丽，就会用力过猛，无论是乐队还是自己，那些音符一个个被抛到空中，质地稍硬，像北方干燥的空气，少了水灵。安宁更多的感觉还是忐忑，但这与舞台无关，而与蔚蓝的脸色有关。
因为她基本上都别转脸，对他不理不睬。前往北京的高铁上，她已是这副样子，到达后的走台、排练，依然如此。那脸色告诉他，她生气着呢，不想说，不想看见。与脸色一样，排练时，当他的长笛与《飞雁》中的曲笛、古筝、箫的乐音相依相绕时，他甚至从筝音中，听到了她的回避。
他不知别人听没听出来，但他听到了。他看着她的背影，仿佛看到了那些音符从她的肩膀上升起来，像水浪一样向两侧分开去，留下一条空道，让他的长笛之音独自穿行。正式演出时，情况好了一点，看得出她在尽力让音符滞留，让长笛赶上来，随后在空中相遇，回旋，很勉力。
就像演员演对手戏，有一点点情绪都没法演下去，能这样，已是本次北京之行最近的距离。这种吃力，甚至让安宁产生错觉，仿佛她才是《飞雁》中自己去伴奏的主角，而不是独奏者钟海潮。演出结束后，乐团请来的各家京城媒体记者上来采访，闪光灯亮成一片。
按规定，主要独奏演员需留下来接受访谈。安宁看着蔚蓝退向后台的背影，不由自主地跟上去。这时团长张新星拉了他一下，指着一个扛摄像机的，笑道，电视台需要出镜，你就对着镜头吹一段吧。他对着镜头笑着点了点头，微侧过左脸，横起长笛，吹起来，他知道这个角度较好看。
记者显然也发现了他这样子上镜，就绕着他不停地拍。在空舞台的灯光下，他站了很久很久，漫长得仿佛一个世纪。终于结束了，他快步走向后台化妆间。团长张新星向他摇手，指着那边的几位文字记者，问他是不是还想和他们聊一下。
他看见钟海潮正坐在他们面前，拿着笛子一边比画，一边在说。安宁对团长轻声说，算了吧，不知怎么回事我头有点痛，潮哥说一样。多数演奏员已经收拾停当，出门上车了，所以他在化妆间没看见蔚蓝。后来在车上，他依然没看见她。
清点人数时，听见同事在说，她去中央音乐学院找一个老同学，那同学艺校毕业后考进中央音乐学院深造，现在那里读研究生。车上还少了团长张新星和钟海潮，他们还在剧场里接受记者专访。安宁回到宾馆房间，回想着刚才的演出，竟像做了一场梦。
他对同宿舍的小提琴手王浩说，好像很壮观，但哪里壮观了，是天花板更高，还是天幕上像星光的灯盏，还是门前巨大的水池？而演出本身，就像打仗一样，冲啊。他们都笑了，知道话里的意思，节奏有点失控，好吧，以后有机会再来。
像许多次演出完成后一样，有同事进来拉他们一起去宵夜，王浩跟着去了，安宁说头有点痛，想休息一下。安宁靠在床上，真的睡了过去，直到钟海潮来敲他的房门。他开门，钟海潮迎面给他一个拥抱，哈哈笑道：小子，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钟海潮说今晚来了十四拨记者，知道吗，十四拨！也就是十四家报刊媒体，还不包括电视台。在房间昏黄的灯光下，钟海潮额头闪着兴奋的光彩，这让他看起来相貌堂堂，有人到中年的魅力。他压低嗓门，对安宁说，小子啊，演出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些报道，你算一算，剧场里最多才能坐几人，几千？
而看到报道的人又有多少，上万？上百万？从北京到我们省城，尤其是从北京再转回省城，所以它们说成功就成功，巨大成功。他站起来，哈哈笑。他这么一说，安宁心里也轻松了一些，是啊，看现场的又有多少人，他们请来的记者吹得好，也就算好。
安宁对刚才演出时的节奏失控释然了不少。老钟说，今天你吹得不错，今天所有的人都干得不错。走，我们去喝一杯。他拖着安宁去喝夜老酒。安宁刚才已打了一个盹，现在头脑清醒了不少。他一边想着蔚蓝回来了吗，一边跟着老钟出了门。
他们打车到簋街，找了一家人气旺的，花家怡园，点了菜和酒，就喝起来。钟海潮本来酒量就好，加上演出、采访后兴奋，基本上都是他一人在喝，喝着喝着，他就醉意涌上来，自个儿乐着，然后就醉了。安宁嗯嗯地应付着迷糊了的老钟，眼睛看着夜晚的那些陌生面孔，心里在模糊地想事。
其实他也搞不清具体在想什么，反正心里有隐约的负重。这么一走神，时间就到了晚上十一点多，周围的客人在少下去，而对面的钟海潮突然泪流满面了。你怎么了？安宁小声问。他呜咽道，你知道吗，今天老子在台上吹着吹着心里突然发抖了，你知道吗，我一抬眼就看见老爷子伊方在对面的观众席里坐着呢，活见鬼了，真的，我就想起来了，我怎么就没把老爷子的东西带过来，老爷子最喜欢我了，你知道吗，在我那一班同学中他最喜欢我了，这一点我知道，我怎么就没把他的东西带过来，好歹也算让他老爷子来北京演过了。
当年他走的时候，我绝对在心里起誓要把他带到北京去。如果他在世的时候不这么隐，他不知会有多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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