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向马路上招手，招着招着好像委屈是因为招不到一辆空车。天上风筝在飞舞，他想了一下，自己这一刻最大的心结还是那个消息，他对自己说，安宁，我也要开独奏音乐会。有一辆“甲壳虫”停在他的面前。车窗在摇下来，安宁看见许晴儿在向他招手。
许晴儿说，我送你，我知道你打不到车。他愣了一下，就拉开车门，坐进车。他把长笛盒抱在怀里，说，谢谢你，要去上课。她戴上墨镜，一边开车，一边笑，我知道，赶场子赚money，我也赚money啊。安宁笑起来，轻吁了一声，说，与你相比，我算什么赚money，难为情啊。
他说的是实话，仿佛不当回事的玩笑，其实在意的正是这个，但说出来了，心里又轻松了一点。许晴儿说，别比啊，各有各的烦心，别比，我最怕比了。安宁说，也是，不比不比，人只能往前走，不比较也别回头，比出了轻重，就没得当朋友了。
许晴儿转脸看了他一眼，说，对，我们是朋友。车多路堵，开开停停，安宁在想心事，虽说不比，但在他的心事里，此刻正在和人比。他比的是传闻中的安静独奏音乐会，以及刚才大家议论这个专场时，蔚蓝说的那句，专场需要导演和总监，要不，安静请我当导演吧。
安宁还在想“红色大厅”，自从它落成后，自己还没进去过。他问许晴儿，安静这个“红色大厅”演出，他家要花多少钱啊？许晴儿说，听她妈说，准备三十万左右，这个价钱好像还行吧。安宁没响，他看见有人穿着滑轮，一身酷炫装束从车边过去。
他说，这路真堵，可能还是走快呢。许晴儿说，是啊，从国外回来，不敢开车了，车技也显得很差了。车子向着城西开，这个下午，安宁还有两节课要上，他们是两个小学生，很顽皮的小男孩。每小时一百元。这样连同上午的那位，这一天就有三百元。
晚上本来还有一位中学生，但最近中学生在忙着向中考冲刺，所以暂停了。如果按一个月八个休息天来计算，这上课费，一个月就有近三千元，但这就意味着双休日就全在上课，没有了自己的时间。而如果平时也收学生，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个晚上，那么就可能赚到五千至六千元。
而安宁心里明白，如果这样上课下来，自己的长笛生涯可能就彻底完蛋了，自己看到手里的这个笛子可能就只有彻底厌倦的份了，而耳畔充斥的全是那些小孩子的走调之音，自己的耳朵和感觉也彻底完了。他明白这个事理，明白轻重。
坐在这个卡通的车里，坐在这个卡通脸庞的女孩身边，他在想，如果有钱就好了，如果有钱，可以静下来好好做点音乐。车窗外是星期天的大街，临街橱窗里诱人的海报、街边年轻人鲜亮的春装、两两相伴者的甜蜜身影、孤单者的匆忙步履，这个时代充溢着汽车尾气的空间里交错着物质的光影、迷惑的眼神和清晰的流向，就像马路上这条车流。
无数种营生方式都像树枝上摇曳的叶片，即使辨不清好坏，但分得清新旧，人的感受就像它们在这时代的风中摇摆。安宁有点埋怨远在故乡的母亲，音乐，那是有钱人的闲愁。他低头看怀抱里的长笛盒，它是自己这一家的恩怨，是心里的隐痛，而这时代就像窗外流动着的风景，它才不管你曾经的阅历，你曾经的代价，它一路向前。
安宁想，三十万？我只要有十万，我就可以开次专场，没有“红色大厅”，只要有一个音乐厅，我也心满意足了。安宁才不信安静刚才摆着手的否认，他见过不在乎钱、不在乎名的，但还没见过对技艺受肯定不在乎的演奏家。就他对安静天分的掂量，他好像已看到了“红色大厅”里成功的光华。
安宁知道比不过了，但他也想开次专场。从小到大，在自己和母亲这边，安静是一个对照体，它像一个基因已融入了他的血液，甚至刚才乍听二胡张峰说这事时，他的一个反应是：不能让妈妈知道，否则她又会焦虑了。只要我有十万，甚至更少一点，我就办一场我的长笛独奏音乐会。
把妈妈请过来，让她坐在音乐厅的第一排，哪怕没有别的观众，就她一个人坐在第一排，她也会喘一口气，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红色大厅”。这是他能给她的安慰。华联商厦门前的这个红灯，好像时间特别长。许晴儿等待绿灯亮起来，而在她情绪里，倒希望这时间再长久一点，因为再过一个路口，就到了他要去的景月小区。
她看了他一眼，他沉默的侧影有很好的轮廓，她喜欢这样线条硬朗的脸庞。她不知他在想什么。两人无语，车内清新剂静谧地荡漾着她喜欢的兰草味道，她听到了钟表的嘀嗒声。生活中有些时段过去了就再也没有了，比如这一刻。
她看了一眼前面的红灯，她想等绿灯亮起来，说一下话。绿灯亮了，她踩油门，在车开出去那一刻，她听到了自己叹了一口气。他也听到了，他以为她等急了，他还听到她在说，我喜欢你。他知道粉丝的心情，否则也就不是“粉丝”了，她在网上不是也说过这话了吗，在北京时不是也说过了吗，他知道她喜欢自己的长笛从而喜欢自己，否则也不会专门追出来开车送自己，更不会悄悄给一个厚信封的劳务费。
他微笑道，知道知道。他的淡然，让她知道他不知道。等他下车以后，她回到国际展览中心，把车停进车库。她突然瞥见一只信封被塞在副驾驶座前的格子档里。她拿过来看了一下。原来他把它还给自己了。她明白了他的自尊，是的，既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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