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这个故事，开始于1983年。那一年，中国发生的许许多多大事里，有三件要特别提一下：7月，国家安全部组建。8月，“严打”启动。10月，一艘载满原油的中国油轮，被一艘印尼籍的船只意外撞沉。这三件事，并无内在的联系。
可是对于马东而言，却构成了他一段特殊记忆的开始：首先，那一艘中国油轮的沉没地点，是在北纬22度32点5分，东经115度55点2分。那儿，离一座港口城市非常近。而这座港口城市，就是本故事发生之处。为了保密的需要，我们姑且称之为渤东市。
而马东，作为一名国家安全部门的侦察员，于1983年寒冷的初冬，从北京坐火车来到了渤东。就在他刚抵达渤东的那天傍晚，市中心的马路上一辆辆的解放牌大卡车迎面开来。每一辆的卡车上，都站着几个背上插着牌子的死刑犯。
荷枪实弹的武警在寒风中押着他们。马路边上，群众纷纷交头接耳，讨论着这些人在“严打”期间所犯下的滔天大罪。马东站在人群中，听着群众关于罪犯的讨论，心里却想到了另外一种人。这一种人，是犯罪的高手，永远不会像卡车上的犯人那样轻易低头伏法。
他们是一群伪装的说谎者，不易察觉的幽灵，隐藏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里。他们的心里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在你彻底揭开他们的面具之前，永远都不会了解关于他们的真相。这种人的身份叫作间谍。从马东踏上渤东这片土地起，就注定了要和他们打交道。
只是，马东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抵达渤东的第三天，间谍就露面了。渤东市郊的202军工厂担负了一个代号为“蓝鱼”的国家重点研制工程。出事那天，表面上一切安全无误。在交接程序的记录里，几位高级焊工按画好的图形，切割代号为Q1的特种钢板，周围一群军代表及工程技术人员在监督。
车间的四周，站着全副武装的武警。所有相关工作人员都穿上工作服，戴上安全帽，胸前用针别着写有自己姓名、职务和照片的小牌，上面盖着工厂鲜红的大印。技工们戴着隔热手套上前将切割好的钢板抬到秤上称重后，把同样称重的边角余料分别装进木箱中，钉死，用笔做上记号，贴上封条封好。
此外，工程师还用磁铁将掉在地上的钢渣全部吸附，称重之后，小心翼翼装箱。然后，在武警秘密押运下，将切割好的钢板和收集钢渣的箱子一同运走。整个流程一气呵成。车间里的技工还相互击掌，庆祝他们顺利完成了任务。
谁也没想到，随后就发现了有人窃密。实验室里，技术人员对Q1钢渣例行称重，发现重量吻合。这个时候，一位细心的女技术人员想重新核实一下。本来，她想在扫描电镜下看一看特种钢在高温之后的成色如何，但她在扫描时惊讶地发现，有人用别的型号钢材置换了这种代号为Q1的特种型号钢材的钢渣。
一共置换了37克。这位女技术人员比较冷静，她假装没发现什么，暗中将此事向厂长汇报。厂长向渤东安全部门汇报。本来，马东和这个案子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初到渤东，他正在执行一个在他看来不算特别重要的任务。上级掌握的情报显示，境外某势力想在非洲某元首入境时对其刺杀，上级下令边防、海关、公安和安全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严把涉外口岸，注意可疑人士。
马东奉命在渤东机场，对往来人员进行把关。和马东搭档的，是同属五处的侦察员，叫杜哲，一个山东人，比马东大两岁，以前是公安干警。这俩人身高相仿，一米八左右，站在那里，很夺人眼球。马东的眼睛不大，杜哲眼睛还要小点儿，但两人的眼睛特别有神，严密扫视着每一个出入境的旅客，唯恐错过了任何一丝线索。
直到飞机快要起航，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物。很快，候机厅里空空荡荡。马东全身松弛下来，准备休息时，一名机场工作人员从登机口走了过来，将一张名单递了过来：“乘客139名，登机138名。”“怎么少一个？”马东问。
“剩下一个叫查理的外籍乘客未登机。”“通知地勤处，让工作人员通过广播催促他赶紧登机。”杜哲说。在大厅广播的再三催促下，一个大胡子的白人终于出现了。显然，这个人就是查理。他对着安检人员一脸歉意，把随身携带的旅行箱拎了上来，让安检人员手工检查。
马东警觉起来。他坐在不远的地方，仔细观察着这个叫查理的人。此人气度不凡，头发往后梳得一丝不乱，连嘴上的大胡子也都精心修过。他身上的西装看起来很名贵，拖着的那只大旅行箱也明显是国外的高档货。很快，他就顺利通过安检，快步朝马东这儿走来。
就在这个时候，马东发现一个细微的动作。这个查理走路的时候，左脚有点儿不自然。但是他并不跛脚。仔细看来，似乎有点儿掉鞋跟。这并不太容易让人察觉，但却足以让马东感觉有点儿可疑。马东认为，一个穿衣打扮十分讲究的白人，通常来说，应该不能容忍鞋跟有问题。
况且，他的姗姗来迟，和他精心打扮的外表不太相称。那些急吼吼赶飞机的人，多半显得比较凌乱，生怕误点，动作会十分焦急，写在脸上。而这个叫查理的人不同，尽管他的动作也显得十分迅速，但他外表平静，并不慌乱。马东低声对杜哲问道：“咱们要不要对这个人再检查一下？
”杜哲点了点头，他也正有此意。查理走到登机口前时，杜哲便走上前去，按住他的旅行箱。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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