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摆香烟摊，就会把整条马路都堵住，他们去贩水产，就会把全城的水产市场都搅乱，假如他们什么都不干，你也得在街道里给他们准备五六百桌麻将。我这还没把退休工人计算在内，因为他们本来就在打麻将。我对张小尹说，从前，这家化工厂的效益可好呢。
过年的时候，厂里会发各种各样的年货，有时候发鱼，都是两尺多长的大鱼。工人们把鱼挂在自行车龙头上，一哄出厂，下班的路上就有两千辆自行车都挂着鱼，场面非常壮观。兄弟单位的人看见了就说：“哎呀，你们糖精厂的效益真好，发这么大的鱼。
”戴城是个小地方，发鱼的消息很快传遍大街小巷。厂里的人扛着鱼回家，非常自豪，这些自豪的人之中，有一个就是我。我妈把鱼切了，烹炒煎炸，烧出很多味道来。这时邻居就会赞扬我：“小路厂里发鱼了，效益真好。小路真有出息。
”我妈于是也很自豪。我和张小尹在桥上闲扯。她问我：“你是不是要到厂里去看看啊？”我说，我不进去了，原来的门房老头死掉了，换了新的门房，不认得我。我就不进去了。这条路没什么变化，原先有一个老茶馆，在工厂隔壁，现在不见了，变成了化工厂的供销处。
其他都没什么变化，只是路旁的香樟树长得更茂盛了。到了秋天，这一带会有很多黄色的野花，也没有名字，因为开得太多了，乍看有一点惊人的美。我抬起头，看到层层管道越过头顶，横跨马路，延伸到河边的泵房，这也和从前一样。
我站在马路上向厂里眺望，只能看到巨大的锅炉房耸立在围墙边，至于其他车间，隐藏在更深的地方。我对张小尹说，这就是我香甜腐烂的地方，像果子熟透了，孤零零挂在树枝上。有个故事说，果子挂在树枝上，等着鸟儿来啄它，这个故事后来又说了些什么呢？
可惜，张小尹并不觉得有趣。她在桥上看丁字形的河汊，那里船只往来频繁。我们站在船上看两艘拖了十来节的大船错身，这可比二十吨的卡车错身更艰难，像老太太过马路。拖船上的船老大吆喝着，指挥着船只缓缓地驶出河汊。
有时候也会发生撞船，双方都会喊：“小心啊！要撞了！要撞了！不要再过来了！真的要撞了啊！”然后传来一声闷响，那就是撞船了。船沿都绑着厚厚的橡胶轮胎，所以撞不破，但是船民仍然对骂，绝不示弱。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打架的，用篙子捅来捅去。
每当这时，化工厂的工人就不上班了，站在桥上看打架，呐喊助威，把没掐灭的香烟屁股扔到甲板上去。这很缺德，因为船民都是赤脚在甲板上走路的。我对张小尹说，我很喜欢站在桥上看船的，叼着香烟吹吹风，但我从来不乱扔香烟屁股。
这些船都是运化工原料的，如果恰好把香烟屁股扔进了贮槽口，如果贮槽里恰好有甲醇之类的原料，就会把这只船炸到天上去。我也会被炸上天，落下一缕头发半只鞋子。这种事情是典型的生产破坏，死了也落不下好名声。张小尹说：“这种事情的概率太低啦。
”我说，凡事皆有概率，怀孕是概率，吃错药是概率，踩上香蕉皮是概率。人皆有死，具体用什么方法死掉，这也是概率。像我这样在桥上抽抽烟，结果被炸死了，这个概率当然很低，但概率低的事，并不等于不会发生，比如我认识了张小尹，这也是概率很低的事情。
我很爱张小尹，因此也爱着这个概率，但我不爱把自己炸上天，从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时候是蒙头蒙脑的。通常来说，越重要的时刻越容易犯傻，日后回想起来，就有一种做梦一样的感觉。九二年的时候，我蒙头蒙脑站在厂门口，恍如梦中，那个如今已死掉的门房盯着我看。
我辞职之前，他得了肺癌，在厂门口咳出了一摊血，被送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九二年的时候他还健在，他叼着香烟问我：“学生意的？”我不知道什么是“学生意”。他告诉我，工人就是“做生意的”，学徒就是“学生意的”。
我问：“你怎么知道我学生意？”门房说，他站了三十年的岗，要是这点眼力都没有，这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当时想，你一个看了三十年大门的糟老头，可不就是白活了吗？我站在厂门口，看见一些工人进进出出。他们都穿着一种颜色古怪的工作服，像蓝的，又像绿的，也可能是蓝绿的。
看到这样的颜色，我就怀疑自己是个色盲，最起码是色弱。如果我真的是个色盲，就进不了工厂，只能去马路上贩香烟……我想到自己不久也要穿着这样的衣服，穿行在工厂里，吃饭干活上厕所，心里就有一点犯怵。读高中的时候，我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去打群架，起哄架秧子，打黑拳，抡黑砖，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气势，帝王将相皆不入眼，但跑到工厂门口居然觉得害怕，这事情我也想不通。
我只觉得，自己的荷尔蒙不能奉献给女孩，不能奉献给那些挨打的人，而是要用来造糖精，就有一种末路狂花式的悲哀。我问门房老头，哪里是劳资科，我得去劳资科报到。老头指着一幢办公楼，那楼正对着厂门，前面有个花坛，种着一棵半死的雪松，枝丫毕露，好像吃了一半的红烧鱼。
老头说，三楼就是。我把自行车停在车库，走上三楼，楼道里非常暗，贴着些标语，“安全生产争创先进”什么的。劳资科静悄悄的，只有一个女科员坐在那里。她见我在门口探头探脑，就说：“你是学徒工吧？进来填资料。”我走进去，发现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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