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下去左右各两划，极其顺畅地便抵达了终点。“啊？啊。啊——”他在三个音节里尽情转换心情的诧异、困惑和恍然——这按理不是个好兆头，但随后马赛的脑袋往下一沉，“我俩一起去？”“嗯。怎么？”“‘周六晚上七点十五’‘安抚路戏剧中心’…
…好啊。谢谢盛姐了。”“嗯。”或许我是可以的，我做得到，没准儿都不用过分用力挣扎翅膀，也能顺利地飞起来呢。或许，那些差异从来也不曾存在过，我和汪岚，和其他所有能够有着落的剩女之间，我们都是同样的人，能有怎样巨大的差别呢？
马赛把那张戏票放进皮夹时，他的动作是被我截成无数幅单独的图画留存在脑海里的。因而那个时候，我真心这样以为。我也可以。那些都不难。情愫，暧昧，冲动，什么对我来说，还没有变得钝感，我还能用得上力，将它们武装在身体，连影子也温柔。
那时我简直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它们有力地捶着我的胸口，有力得好像它们才是心脏本身。使我日后每次想起当时被安抚得柔弱又膨胀的自己，都觉得羞愤难当。周六，晚上八点三十分。剧场灯光骤暗的时候，我已经把一盒巧克力打开在膝盖上，用瞎子阿炳搓麻将的精神，拿指腹一颗颗摩挲着它们的包装。
脑海里不可避免地跳出那段电影台词：“人生就像……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可惜今时今日的零食产业多半不会在一个盒子里提供太多种丰富的内容，第一颗是苦的，那随后十几颗也必然是苦的。人生更像从三十楼上纵身而下的那个黑影，直到最后都没有好心的晾衣架在半路出手相救。
我在一个话剧中心里，没准儿就是它助长了我此刻肆无忌惮的悲剧倾向，尤其是身边那个空座椅，简直如同广岛之于日本，是很长时间内不能靠近的死亡区域。我想它吸收了剧场内的大部分黑暗，产生了宛如某种生命的形态，它对我转过头。
黑暗就在那个空位上对我微笑。如果仔细回忆的话，它上一次露出同样的表情，或许是早在我十岁那年，用拖鞋底一条条碾着公园小径上，因为下雨而纷纷钻出泥土的蚯蚓。我用年少时特有的专注的残忍，把它们完整地毁灭成一小摊灰色汁液。
那样也就说得通了，只不过这场报应来得稍晚，在内环高架上堵了近二十年依然坚韧不拔地赶来看我此刻的热闹。当我一口气往嘴里扔了三块巧克力——没有辜负流水线生产的敬业，一块比一块更恪守“苦涩”的业界标准——它观察我忍在眉心的煎熬，几乎要欢呼鼓掌。
我没准儿是第十次拿出手机，如果说前几次还会用另一只手护住话筒部位，为了防止通话后在观众席上成为不受欢迎的一员，可眼下已经完全不用这类考虑了，因为我很明白，不论第十次，第十一次，我听见的内容不会变。没有人接通，久久地等待后，宛如测试一个无底洞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