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在南太平洋的一座岛屿上，一位土著老人坐在火堆旁，诉说着他们部落的传奇故事。多年后，我在纽约一家大型博物馆，和另一位老人端坐在大楼高层一间光线昏暗的办公室里。环顾四周，排列整齐的一组玻璃柜中，陈列着一些颇有来历的古董碎陶片，隐隐约约透露出古色古香的气息。
此外，还有满满一整面墙的书，其中有好些书自从写出来，读过的大概还不到十个人。这位老人，架上的书他不但都读过，其中有几本还是他写的，他就坐在办公桌后面，满头白发，看起来很是温和。但是现在，我一定已经激怒他了，因为他不自在地紧抓着椅子扶手，一副我打扰到他玩单人纸牌游戏了的表情。
“不对！”他说，“绝不可能！”如果有人胆敢颠覆传统，主张明年在仲夏时分庆祝圣诞节，圣诞老人的脸色大概就跟他现在差不多。“你错了，完全错了。”他一再重复，还一边愤怒地摇着头，仿佛要把我的观点甩出去。“但是您都还没读我的理论呢。
”我一边催促着他，一边还满怀希望地对着桌上那份手稿点头。“理论！”他说，“你不能把民族学的问题当作侦探小说来处理！”“为什么不行？”我说，“我所有的结论都有自己的观察，以及科学记录的事实作为依据。”“科学工作就是纯粹、简单的调查研究，”他平静地说，“而不是拿来证明这个、证明那个的。
”他小心翼翼地把根本没翻开的手稿推到旁边，然后倾身向前。“的确，南美洲是某些奇特古代文明的源头，但是，我们既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印加人掌权后，这些人消失到哪里去了。但是，有一件事是绝对可以确定的——南美洲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迁移到太平洋中的岛屿。
”他用锐利的眼神看着我，继续说道：“你知道为什么吗？答案很简单，他们去不了，因为他们没有船！”“他们有木筏，”我反驳道，不过口气有点儿犹豫，“您知道的嘛，就是轻木(1)木筏啊。”老人微微一笑，平静地说：“好啊，那你就试试吧，乘轻木木筏从秘鲁往太平洋群岛去一趟。
”我已无话可说。由于天色渐渐晚了，我们两个同时站了起来。老科学家送我到门口，拍拍我的肩膀，慈祥地对我说，如果需要帮忙，尽管来找他，但是今后我要么专攻波利尼西亚，要么专攻美洲，绝对不能把两个独立的人类学领域混在一起。
然后他返身走到书桌前。“你的东西忘了拿。”他把我的手稿还给我。我瞥见上面的标题是“波利尼西亚与美洲：史前关系研究”，我把手稿夹在腋下，啪嗒啪嗒地走下楼，没入街上的人群中。当晚，我跑到格林尼治村一栋地处偏僻的旧公寓前。
每当我遇到生活中那些令人心烦意乱的小问题时，我就喜欢到那里去。我敲了敲门，一位鼻子高高的瘦小男人把门开了一条缝，接着就露出一个大咧咧的笑容，打开门，把我拉进去。他直接带我进厨房，要我准备好盘子和叉子，然后他把煤气炉上热着的不知道是什么，不过闻起来很美味的食物，加了一倍的分量。
“你来了，这可真好。”他说，“进展如何？”“糟透了，”我说，“没有人愿意读我的手稿。”他把食物盛到盘子上，然后，我们开始狼吞虎咽。“都是这样子的，”他说，“不论你去见谁，他们都会认为你只是一时头脑发热，你知道的，在美国，很多人动不动就会出现一些千奇百怪的念头。
”“不止如此。”我说。“是啊，”他说，“还有你处理问题的方法。他们那些专家不会认同你这种从植物学到考古学每个门类都涉及一点儿的研究方式。现代的研究要求每一个专业分支只专注于自己的领域，为了工作能更深入、更细致、更专心，各路专家都不免要画地自限。
所以很难得有人会去整理自己领域之外的资料，然后将它们整合起来。”他站起来，伸手去拿一份厚厚的稿子。“你看，”他说，“这是我最近的作品，花了七年设计的中国农村刺绣中鸟类的图案，马上就被出版商看中了。现在他们要的是这种专门化的研究。
”卡尔说得对，但是我认为要解决太平洋的问题，却不全方位多角度地进行探讨，就如同坚持只用一种颜色，却想拼完整幅拼图。我们把桌子收拾干净，洗完碗盘后，又一起擦干盘子。“芝加哥大学那边还没消息吗？”“没有。
”“那今天你那位在博物馆工作的老朋友怎么说？”我懒洋洋地说：“他也没兴趣。他说只要‘印第安人仅仅拥有无篷的筏’这个前提成立，再去探究他们发现太平洋群岛的可能性，根本就是在做无用功。”这位小个子突然开始发狠地擦着盘子。
“没错，”最后他说，“坦白说，我也觉得你的理论若要站得住脚，这的确是个实际的问题。”我沮丧地看着这个我一直视为坚定盟友的民族学家。“但是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他赶紧说，“在某方面我认为你是对的，但在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匪夷所思。
像我在图案设计上的研究结果，跟你的理论倒是很相符。”“卡尔，”我说，“我非常确定印第安人曾经搭木筏横渡太平洋，所以我要自己造一艘同样的木筏，然后横渡海洋，来证明我的理论。”“你疯了！”他觉得我在开玩笑，但一想到我可能是认真的，嬉笑立即转为骇笑。
“你疯了？！搭木筏？”接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只是诡异地盯着我，仿佛在等我露出笑容，跟他说这不过是个玩笑。但是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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