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有点不信，他知道她就跟多半人一样，知道大街小巷的真实情况后会吓得屁滚尿流。“如果有人告诉他们权利，他们就会识破，事情就完了。”他说，“没戏唱了！等我和埃德加喝完咖啡回到房间，那个宝贝坐在那里说他要找他的律师。
我说：‘什么律师，谁说律师了？你是证人，又不是嫌疑人。’他告诉我们庞兹才把他的权利念给他听了。我不知道当时我比较恨谁，恨他杀了人还是恨庞兹搞砸了破案的机会。”“如果庞兹没说，情况会是怎样的？”“我们会好好跟他谈，要他告诉我们案件发生过程中的一切细节，希望他的话和他当初告诉警察的有出入。
那样我们就可以说：‘你说的话前后不符，现在我们以嫌疑人的罪名起诉你。’那时候我们才会向他宣读权利，我们希望发现他说话的漏洞和现场的可疑迹象，使他害怕，好乖乖招供。我们做的只是要他们开口说话，跟电视上不同，真实情况难得多，也脏得多。
可是就跟你一样，我们要他们开口说话……至少，这是我的看法。可是，现在因为庞兹，我们大概永远不会知道案件的真相了。”“你发现庞兹告诉他以后，怎么做的呢？”“我离开房间，直接走到庞兹的办公室。他也知道出了问题，因为他站起来了，我记得这一点。
我问他是不是向我的嫌疑人宣读了权利，他说是。于是我们就吵起来了，我们两个都吼叫起来……之后我就不记得是怎么发生的了，我不是要否认，只是不记得细节了。我大概抓住他，推他，他的脸撞碎了窗上的玻璃。”“那时你做了什么呢？
”“有几个人跑进来把我拖开，局里的负责人叫我回家，庞兹必须到医院去处理他的鼻子。人事部听取了他的证词，我就被停职了。然后欧文把停职改成了强制控压休假，所以我现在在这里。”“现在那个案子呢？”“那个家伙始终没开口，他找了律师，现在在等时间。
上周五埃德加拿了我们有的资料去找检察官，被检察官踢了回来。他们说警方没有证人，只有一些跟供述不合的发现，所以没法起诉。她的指纹在刀子上，真意外啊，说穿了是她根本不重要，没有重要到让检察官承担败诉的风险。
”他们两人都沉默了一阵，博斯猜她在想这个案子和他母亲案子相似的地方。“所以这就是结局，”他最后说道，“杀人犯逍遥法外，放他一马的人却好端端坐在办公桌后面，破损的玻璃修好了，一切照常运行，这就是我们的体系。
我发了火，现在也承担了后果。强制控压休假，离队，可能还要离职。”她先清了清喉咙，才开始她的评估。“你把背景说清楚了，你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最终的行为是另一回事。你听过‘愤怒点’这个说法吗？”博斯摇摇头。
“是指好几种压力在一个人身上最终爆发，让他诉诸暴力。那些压力是慢慢积压起来的，然后在一瞬间释放——通常相当暴力，承受暴力的对象的所作所为往往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如果你要我说庞兹没错，是受害人，我是不会这样说的。
”“我不需要你说那些，我只要你审视一下这个状况，为什么可能发生。”“我不知道，浑蛋事总会发生的呀。”“你用暴力攻击别人的时候，你不觉得你把自己降低到跟那个逍遥法外的人同一个层次了吗？”“医生，我想不至于，我告诉你，你可以检查我生活的每一面，你可以扯上地震、火灾、水灾、暴乱，甚至越战，可是相比我跟庞兹在他办公室的事，这些都不重要了，你说愤怒点也好，随便什么名词都行。
但有时候只有那一刻的事才重要，而在那一刻我做了正确的事。如果我们的谈话结果是要我认清那一刻我做错了，那算了吧。昨天我碰到欧文，他要我考虑道歉。屁话，我根本没做错。”她点点头，在椅子上换了个姿势，看起来比她听他的冗长叙述还要不舒服。
最后她看了看她的手表，他也看了看他的。他的时间到了。“我想，”他说，“我把心理治疗的成果往后推了一个世纪吧？”“没有，你越了解一个人，越了解一件事，就会越了解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这是我喜欢我工作的原因。
”“我也一样。”“之后你跟庞兹警督说过话吗？”“我去交还警车钥匙的时候见到他，他要我把车交回去。我去了他的办公室，他紧张得有点过分。他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我想他心里知道。”“他们多半心里有数。”博斯起身准备离开，看到桌子边她推到一旁的信封。
“照片的事怎么样？”“我知道你还会再提一次的。”她看了一眼信封，皱起眉头。“我要想想看，从不同层面想想。你去佛罗里达这两天，这信封可以留在我这里吗？还是你要用？”“你拿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