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黑皮鞋都没有松鞋带。见沙当当头发湿漉漉地走出来，他淡淡地问了一句：“你还用卫生间吗？”沙当当摇摇头，孙建冬这才换上拖鞋，拿了换洗衣服进卫生间去了。沙当当老实盘腿坐在孙建冬划给她的地盘—沙发上安静地等着。
孙建冬很快洗好澡出来，他已经换上了T恤和大短裤，虽然是便装，但不妨碍齐整严实，而且更充分而个性地展示了他匀称健康的男性躯体。长期坚持游泳使得三十五岁的他体形保持得几乎和念大学时一样好，沙当当看在眼里，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
孙建冬望了望端坐在沙发上的沙当当，现在她显得还算安分，孙建冬犹豫了一下说：“要不，我睡沙发。”沙当当摇摇头，孙建冬不想和她游斗，简单地说了句：“那就睡吧。”他干脆地关了灯，自顾自上床睡了。孙建冬的酒量其实不如沙当当，此时他的头钝钝地疼着，不能入睡，脑子里乱哄哄的一堆事情让他不得安宁。
他有几个要好的同学，几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总说男人到了三十五岁，能成事的就成了，要是三十五岁还成不了事，多半是没啥前途了。这种计算方法让孙建冬压力很大，事实上，再过两个月，他就要满三十五周岁了。孙建冬是个老股民，股龄超过十年，二○○一年之前他一直是有输有赢。
冷静下来一总结，他发现根本没有挣到多少，尤其对比投入的精力，产出低得可怜。独处的时候自己想想，也要怀疑到底值不值。在孙家，一应固定资产的添置，小到冰箱，大到房子，一概由孙建冬掏钱。此外，他每个月固定给叶美兰家用。
而叶美兰的收入，基本就是她自己的私房钱，孙建冬向来不管不问。叶美兰也有她的难处，她的娘家比较麻烦，父亲叶茂和弟弟叶陶都是好惹事不安分的主，她又是个孝女，自打嫁给了孙建冬，她那一份薪水倒是有点为娘家而挣的意思了。
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地位，叶美兰因为自己挣钱不多，向来不便干涉孙建冬炒股。不过，叶美兰有时也在《广州日报》上看看大市行情。二○○二年初，股市连续下跌。叶美兰感觉情况不妙，便偷偷查了一下孙建冬的股票账户，这一查不打紧，叶美兰的心都疼得哆嗦起来了！
她清楚地记得，上一次自己背着孙建冬去查他的账户是在二○○一年刚入夏的时候，孙建冬户头上的总资产大约一百一十万。这才刚过了半年，孙建冬户头上的总资产却只剩六十万了，不见了整整五十万，这得顶叶美兰不吃不喝干十年呀！
叶美兰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出纳，她每天中午的盒饭是六元一份的云耳蒸鸡饭或者咸鱼肉饼饭。无论是她的想象力还是她的理解力，均不能承受五十万元这样天文数字的损失。叶美兰很害怕剩余的六十万继续缩水。二○○二年春节，叶美兰坚决明确地提出要求参与财政，两人大吵了一架。
这一来，孙建冬惊讶地发现，向来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叶美兰居然不是第一次偷窥自己的股票账户，还企图干涉他的炒股事业。那一段，大盘跌跌不休，正是孙建冬心理最黑暗的时期，他对自己强烈失望，盼着能有高人指点一把。
当无助和失望无从排遣，他开始暗地里迁怒于叶美兰，他正式向自己承认了对这桩婚姻的不满，门不当户不对。人家都说财色兼收，他倒好，既没有得到财也没有得到色。明明是两个人都在工作，但是这个家好像全指着他一个人的收入。
这令孙建冬的心感到非常累。但是老婆是他自己选的，没有人强加给他，也没有人欺骗过他，甚至没有人引诱过他。回顾这桩婚姻的起源，叶美兰甚至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像样的色诱，姑且不论她这方面的能力和水平。孙建冬没法把责任推给叶美兰，只能自己负全责。
在这样的背景下，叶美兰和他的那场吵闹让他觉得这桩婚姻更加无趣和无奈。孙建冬采取了逃避策略—春节过后，他主动申请了公司设在上海的市场部产品经理的职位，这一走，就是三年。刚开始，叶美兰慌得六神无主，心都被掏空一样。
后来见孙建冬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回广州看看，并照常按月给她家用，家里遇到大事儿，该给的钱他都照给，不多唆一句，叶美兰才渐渐地安心一些。但是孙建冬一直对她很冷淡，有事说事，没事他能沉默大半天，这样的冷战让她非常难受。
一方面，叶美兰因为不能给丈夫任何帮助而有些惭愧；另一方面，由于对未来充满了强烈的不安，她认为自己更加需要加紧储蓄—孙建冬把一百万押在了股票上，股票是孙建冬的指望，而她则把自己押在了孙建冬身上，孙建冬就是她的前程，这个前程现在却充满了未知和动荡。
有一次孙建冬回广州探亲，都晚上十一点了，还有个年轻女人打他手机，正巧孙建冬在卫生间，叶美兰接了，问是哪里打来，对方说了句“他知道我是谁”就给挂了。这个电话仿佛在叶美兰心上扎了根刺，让她不舒服，她悄悄地记下了那个号码，事后一查，发现这是一个成都的手机号码。
叶美兰在矛盾和犹豫中，能做的只有努力把家里收拾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甚至勉为其难地去考了一纸夜大文凭，以期缩小与孙建冬的思想差距。叶美兰做了她力所能及的，但是孙建冬内心并不买账，他认为打扫卫生是每月花几百元钱就能请个钟点工搞定的事儿，是不值钱的劳动力。
而那纸文凭，孙建冬认为从结果看，对叶美兰的思想水平没有起到任何提升的作用。从二○○二年初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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