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精神病中间，听他们讲述不知道属于哪个世界的故事，或者干脆没有故事，只有狼嚎一般粗犷的原始野性。一千万！这个巨额数字平衡了我的担忧和恐惧。我悉心照顾李川书，比曾经照顾过的任何一个病人都要细致。我从来不打他，也严禁护士对他进行打骂。
我和他聊天，记录他说的每一个字，然后按照电话中的要求，把包装着记录的纸袋每天丢进各种不同的信箱。李川书不是那种喜怒无常的精神病，他只是人格分裂。大部分时候，他是李川书，但也有时，他叫王十二。每当他自称王十二，他就变得脾气暴躁，动辄发火。
也只有当他变成王十二的时候，他才会记得给过我五百万，要求我给他办事。因此，我深刻地希望他一直是李川书。不管是李川书还是王十二，他都是一个理智清醒的人，因此并不难与其交谈。他显然对于自己为什么待在一所精神病院感到困惑，为此多次询问我，甚至威胁要踩死我。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医生，根本不知道每一个病人背后的故事，然而被一个病人问倒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我只有很严肃地告诉他，医院有责任保密，他既然进了医院，总有原因，不准多问。然而我却产生了一点好奇，到底这个李川书为什么被送到这里？
我找到院长。如果有人要送五百万给这所精神病院，那么合适的对象应该是院长而不是我，我看到院长，竟然有一丝偷了别人东西的愧疚。但愧疚归愧疚，钱的事我根本不会提，煮熟的鸭子还有可能飞了，我的一千万还没煮熟呢！
“宋院长，最近117号有经常性臆想，他已经分不清现实，很暴躁，把他转到重症监护室吧。”我这样和院长开场。对于一个精神病人，送到重症监护室基本上等于死刑，我在医院的八年里，看见许多人被架进去，出来的时候都已经面目全非，不是成了彻底的白痴就是人事不省，成了植物人。
他们要进行强迫性治疗，用大电流烧灼神经，甚至进行部分大脑切除，这是对付重症精神病人最后的手段。理所当然，院长拒绝了这样的要求：“这怎么能够上重症监护的条件，不行！”“他自称王十二，还说自己很有钱。他家里真有钱吗？
如果有钱，我们给他安排一个贵宾房，特殊照看。”院长白了我一眼：“疯子说的话你也信！有一个单人房已经很好了。快回岗位上去，别老旷工。”看起来院长并不知道关于五百万的事，他也并不关心这个病人。“马上。我把他的卷宗拿回去研究一下，这个案例很值得研究。
”我露出一副醉心专业的样子。“好了，你去和老李说一声，暂时调用一下卷宗，就说我同意的。”院长很有些不耐烦，只想快些打发我走。我很知趣地退出了院长办公室，到了病人档案处查阅卷宗。他的卷宗简单得有些简陋。
“李川书。男，2055年七月八日生。家族无病史。根据病人家属的描述，该病人两年前离家，不知去向。2082年六月回家，逐渐有癔病症状，由偶尔发作发展为经常性发作。初步诊断为深度人格分裂。各种病理性检查均正常，体内未见激素异常，精神疾病诱因不详。
发病未有攻击性行为，社会危害度低。建议住院疗养保守治疗，适当控制病人行为。”这样的一个病历说明不了什么，关键还是他失踪的两年，也许就是这两年，他成了另一个人？我正打算合上卷宗，突然被备注栏里的一行小字吸引：病人家属要求对病人进行单人看护，并预支三年的看护费十五万元，接受器官捐献的声明，已签字。
我暗暗吸了一口凉气。这行简单的字里大有玄机，一个精神病人，只要身体健康，就是合格的器官捐献者。在精神病院这样的地方，因为各种原因死掉一个人是很常见的事，如果家属签订了一份这样的声明，病人就随时处于危险之中。
一旦达官贵人们有需要，一个精神病人的小命又有谁在乎？我翻到页首，把病人家属的姓名地址记下来。当我找到李川书的家，不由大吃一惊。这是一间残破的瓦房，应该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建筑，残破不堪，随时可能倒塌。
这危房里只住着一个人，是个乞丐，浑身散发着酸臭味。我捂着鼻子问了他几句话，一问三不知。我丢下十块钱，然后逃出了屋子。转身看着这残破的房子，疑心是不是来错了地方。转过身，我心中一凉——那个曾经打昏我的大汉就站在不远处，直直地看着我。
他缓缓地走过来，我两腿发软，想跑都没有力气。“老板有请。”他很简单地说。我跟着他的车，一路上无数次想夺路而逃，却始终没有勇气。大汉的车是一辆彪悍的军用车，气势吓人，我的破车没有可能跑掉。王天佑仍旧在那个豪华的会客厅里接待我。
“你去了李川书的家？”他半躺在沙发上，懒洋洋地看着我。我从小就知道，如果你真把此类的问话当作一个问题，那么就犯了幼稚病。这是要我承认错误。我恭敬地站在他面前，低头垂眼，仿佛一个做错了事的仆人，“是。”“好奇会害死猫。
你知道吗？”“知道。”“猫有九条命，你有几条？”“一条。”他问得轻描淡写，我答得小心谨慎。他抬眼看着我，“为什么要去那里？”“我看到他的家属签订了器官捐献协议，一时好奇，就想去看看。这种协议一般家属都不愿意签。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不敢有半句虚言。他从沙发上起身，抓住我的手，说道：“梁医生，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也要相信我是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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