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叔最好的朋友是谢叔，他们是在黑龙江当工程兵时认识的。那时候，部队上大多是西南、湖南和两广人。谢叔是广西金城江人，文文弱弱，身板像柳叶似的，一吹就飘，嗓音柔细，而且口音重，舌头捋不直，普通话说得费力。
谢叔喜欢音乐，不管手头做什么，不由自主就哼出歌来。但因为口音重，一唱便被战友讥笑，人又敏感，气哭了几回。平时只管埋头干活的吴叔看不下去了，跳出来骂：“你妈的，你们说话也不标准啊，凭什么讽刺人家小谢。”吴叔个子矮小，但天生神力，脾气暴，一说话就半低着头，睖起眼瞪人。
有人嫌他多管闲事，就日妈操娘地吵了起来。双方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一起哄，这一架是不打不行了。吴叔不会打架，就是力气大，只会闷着头贴过去，抓起对方往地上掼，脸上挨多少拳头也顾不上。几个回合下来，对方被扔得骨头散架，他自己也鼻青脸肿。
这一来，吴叔跟谢叔便成了莫逆之交。当兵几年后，吴叔复员回了老家。谢叔考虑到自己家在农村，就申请随着吴叔到独山县，被分配到铁路上当修路工。为了适应在独山的生活，他还特意学习独山口音，到现在还是半像不像，怪怪的。
独山和贵州大多数地区一样，布依族、苗族混居，汉人都是外来者。近的有两湖两广西南几省人，远的有江浙甚至东北人，各种生活习俗、各地口音皆有，融融一堂。谢叔身体上的单薄，在部队是弱势，到了这里就不算啥了。那个年代，会吹笛拉琴的人不多，谢叔的文艺优势逐渐展露出来，颇受欢迎。
不少人跟他学识谱演奏，偶尔有人逮到了蛇，会把蛇皮剥下来，送给他做二胡，他更是经常上山砍竹，做笛子送人。常来常往，独山人的热情让谢叔有了归属感，很快便融入进来。没两年，谢叔谈了一个布依族的姑娘，会识字，做得一手好针线，还喜欢唱歌跳舞。
订下婚期后，就去找吴叔当陪郎。吴叔直摇头，谢叔不高兴了，说：“平时看你挺豪爽的，怎么正用你时出不得色了，算什么朋友。”吴叔无法，只好应下来：“好好好，你不怕我丢丑就行。”谢叔不知道，贵州酒风盛，陪郎是替新郎喝酒的，吴叔顶多就是四五碗米酒的量，那天没喝几桌就睡地上了。
第二天醒来，谢叔怪他：“你早说啊，我好找酒量大的去。”吴叔说：“哦，老子还以为你晓得陪郎是干什么的，非要出我丑。”婚后，谢叔的小日子过得滋润，夫妻俩闲下来就拉琴唱歌。吴叔也好二胡，两家住得近，三个人一得空就凑在一起咿咿呀呀。
谢叔时髦，是县城里第一批买录音机的，刨除生活费，所有钱都买了磁带。八十年代开始流行吉他曲，他一听欲罢不能，攒钱咬牙买了一把吉他，又到书店买了吉他谱自学。所谓触类旁通，没两年，谢叔的吉他水准在县城里已小有名气。
有些单位开晚会，请他去弹奏几曲，掌声一片，时常要多弹两曲，他自然是很乐意。不久后，他听到克莱德曼的《星空》，又是听得欲生欲死，找时间去贵阳咨询钢琴价格，一听，心就凉了半截，这辈子是没指望了，心灰意冷回了家。
不死心地买了个电子琴来替代，但怎么都不是那个味道，这让谢叔失意了很久。九十年代，肯尼基的《回家》横空出世，谢叔一听到那悠长缠绵的音色，就怔住了，浑身筛糠，整个人都要化掉了，一天到晚翻来覆去地放，发誓无论如何也要买把萨克斯，这东西总不会比钢琴还贵吧。
攒了几年的钱，还差得远，谢叔只好跟吴叔商量着借钱，吴叔说：“借什么借，算我合伙，买来一起练。”两人一凑，终于买了一把。萨克斯洋气，谢叔每天早晨去烈士陵园练习，成了县城一景。谢叔邀吴叔一起练，吴叔拿起来看了看，说这东西太难了，我还是拉我的二胡，吹我的唢呐吧，就再也没碰过。
这时，谢叔的老婆在菜行开了家米粉店，经济条件好了起来，儿子十几岁了，从小就喜欢乐器，读不进书。谢叔说，算了，读什么书，跟我玩乐器吧，退学。小谢自然是欢天喜地，说要不和吴叔商量商量，组个乐队吧。但没有鼓算什么乐队，大家凑钱买了一组简单的架子鼓，吴叔担任鼓手，谢叔弹吉他，小谢吹萨克斯，演奏一些流行歌。
齐秦的《花祭》《冬雨》，苏芮的《酒干倘卖无》《一样的月光》《是否》，都是他们的拿手曲目。渐渐地，县城的文化生活丰富起来，不期而同地冒出了几家舞厅，都是挨墙码着一排椅子，中间撒上滑石粉，昏昏暗暗，灯光迷离。
门票五角一位，年轻人一到晚上就钻到里面去找对象。几家舞厅争相邀吴叔和谢叔的乐队去伴奏，可谓风光无限，还有一笔不错的收入。小谢十九岁的时候，已经不甘于在县城舞厅里驰骋，说要去广州闯世界。谢叔很兴奋，把家里所有的钱都给他带上，又联系广州的战友关照。
此时，舞厅的时代悄然落幕，取而代之的是卡拉OK，谢叔和吴叔重归自娱自乐的状态，不过大家娶亲办酒时，仍喜欢找这两位“当地名人”去助兴。家境宽裕后又过了十年，谢叔终于买了一架钢琴。吴叔对乐队没谢叔那么狂热，他最爱的还是二胡。
吴叔这人沉默寡言，热闹也来得但更喜欢安静，似乎二胡的音色更能体现自己的身世。吴叔谈过几个对象，不知道什么原因都没成，或许是年少时父亲就已离世，他对成家这种事也不太在意，又或许是散钱太快太随意，吓跑了女方。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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