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刻画入微，对比鲜明，而主题依然是诠释人之私欲的根深蒂固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人性的无奈与绝望。其他如《手帕》、《阿富的贞操》和《一篇爱情小说》等亦属此线的延伸。芥川有时倒也善于渲染人物的心境涟漪，但极少折射晶莹璀璨的光点，而大多泛起无可疏浚的沉渣。
唯见凄风苦雨，不闻鸟语花香。至于《侏儒警语》，虽广涉人生、道德、艺术、政治，林林总总，笔法或冷嘲热讽或含沙射影或单刀直入，但追根溯源，大多离不开对人性恶的赤裸裸的揭示和冰冷冷的剖析，至今读来灵魂亦不禁为之缩瑟。
而其文学才情纵使在这种随想录或札记式文体中亦如万泉自涌，顷刻万里。试举一段：“我是穿五彩衣、献筋斗戏的侏儒，唯以享受太平为乐的侏儒，敬祈满足我的心愿：不要让我穷得粒米皆无，不要使我富得熊掌食厌。不要让采桑农妇都对我嗤之以鼻，不要使后宫佳丽亦对我秋波频传。
不要让我愚昧得麦菽不分，不要使我聪明得明察云天。……我是醉春日之酒诵金缕之歌的侏儒，唯求日日如此天天这般。”（《侏儒警语·侏儒的祈祷》）第二条主线便是对人对人生的幻灭感亦即厌世主义倾向所导致的对艺术的执著与痴迷，这或许也是出于对前者的一种补偿心理。
这点在《戏作三昧》初露端倪，而在《地狱变》中天崩地裂，一发不可遏止。“那被烟呛得白惨惨的面庞，那随火乱舞的长飘飘的黑发，那转瞬化为火焰的美艳艳的樱花盛装……尤其每当夜风向下盘旋而烟随风披靡之时，金星乱坠的红通通的火焰中便闪现出少女咬着堵嘴物而几欲挣断铁链痛苦扭动的惨状…
…”而作为少女父亲的良秀面对这惨状竟浮现出“一种近乎恍惚状态的由衷喜悦之情”。也就是说，良秀为了成就艺术而放弃了亲情、放弃了道德、放弃了人性，宁愿看着自己最疼爱的女儿被活生生烧死，而他自己也在画完地狱变相图的第二天夜里自缢身亡——父女双亡的悲惨代价促成了一部艺术作品的诞生。
这无疑是对作者本人信奉的艺术至上主义惊心动魄的诠释。芥川也在写完这部作品不出十年自杀而死。“他的死因，一多半或可归于使其心力交瘁的神经衰弱，但剩下的大约一半似乎在于他对人生及艺术的过于真诚、过于神经过敏”（菊池宽语）。
事实上芥川也对作品的艺术性采取了极其严肃和虔诚的态度，苦心孤诣，一丝不苟。无论所用语言的洗炼典雅还是心理刻画的细腻入微抑或情节设计的无懈可击，都显示出这位作家高超的文学造诣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尤为可贵的是，“他有意识地创造了文体——不是陈陈相因的文体，而是一扫庸俗气味的艺术文体”（中村真一郎语），堪称典型的艺术至上主义者。
当然，有争议的作品并非没有，特别是《支那[1]游记》中流露的“中国认识”，里面不难找见国人读起来可能心生不快的词句。芥川于1921年3月中旬开始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特派员来华旅行，先后到了上海、杭州、苏州、扬州、南京、芜湖、庐山、汉口、北京和天津等地，历时四个月，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在上海见了章太炎和李汉俊，在北京见了胡适等人，但他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中出现的积极动向，更多时候表现出心不在焉的态度，而对杭州和长沙青年学生的排日行为亦未深入思考其根本原因和加以反省，而仅仅为之反感。他所津津乐道的大多是“支那”和“支那人”落后、颓废、粗俗、脏污、贫穷等“丑陋”的一面——尽管亦是事实——以致在当时就引起了巴金等人的反感和批驳。
可以说，对中国古典的向往和对中国现实的鄙视是芥川“中国认识”的一对矛盾。前者使之怀有文化上的自卑，后者催生其现实中的傲慢（“日本优越论”）。这其实也是日本近现代主流知识分子或精英阶层共同的基本倾向，纵令夏目漱石亦不例外。
愈到后来，自卑愈见其轻而傲慢愈见其烈，在结果上成为日本对外扩张和侵华战争所以顺利推进的重要思想舆论资源和社会基础。不过相对说来，芥川在日本近现代作家中对中国的态度还算是比较好的，对日本的穷兵黩武政策也间接地有所批评，甚至在例如《将军》这部作品中表示过反战态度，可以说是较为清醒和有良知的作家。
芥川在他短促的文学生涯中，未留下堪称黄钟大吕的鸿篇巨制，但他无疑是睥睨东瀛近现代文坛的少数几位大家之一，尤其短篇小说几乎无人可出其右，日本每两年颁发一次的著名的“芥川文学奖”就是为纪念他而设立的。最后想顺便说几句或许题外的话。
我是二十五年前在吉林大学研究生院苦读的时候最初接触芥川的。恩师王长新教授曾在文选课上重点讲过芥川作品。执笔时间里，眼前每每浮现出先生授课时专注而和善的神情，耳畔传来其抑扬有致的声调，如果拙译中尚有一二处传神之笔，实乃先生精辟的讲解和气氛的感化所使然。
令人沉痛的是，恩师已于1994年4月乘鹤西去，尔来十余年矣！胶东夜雨，灯火阑珊，四顾苍茫，音容宛在。倘恩师得知生前钟爱的作品经弟子之手而为更多的人所欣赏，学术研究得以薪火相传，一定露出慈祥的微笑。林少华（2005年5月3日于窥海斋）[1] 日本战前对中国的旧称，有时含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