醇贤亲王有四位“福晋”，生了七子三女。他去世时，遗下的三子一女，最长的是第五子，即我的父亲载沣，那年八岁，承袭了王爵。我的两个叔父，五岁的载洵和三岁的载涛，同时晋封为公爵。我家从此又开始蒙受着新的“恩光福禄”。
然而，醇王府这最后十几年的“恩光福禄”，比过去的几十年掺和着中国人民的更多的苦难和耻辱，也同样地和慈禧这个名字不能分开。一件大事是慈禧给我父母亲的指婚。这次的“恩光”也可以说是戊戌政变和庚子事件的一件产物。
首先，这是对于戊戌政变中给她立下大功的忠臣荣禄的恩典。我外祖父荣禄是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咸丰年间做过户部银库员外郎，因为贪污几乎被肃顺杀了头。不知他用什么方法摆脱了这次厄运，又花钱还运动上候补道员的衔。
这种做法就是后来兴起的“捐班”，是与“科举”同样合法的出身。同治初年，我祖父建立神机营（使用火器的皇家军队），荣禄派去当差，做过翼长和总兵，经过一番累迁，由大学士文祥推荐授工部侍郎，以后又做过总管内务府大臣。
光绪初年，升到工部尚书。后来因为反对慈禧太后自选宫监，同时又被告发贪污受贿，革职降级调出北京（这也算是惩罚）。甲午战争这年，恭亲王出办军务，荣禄借进京为慈禧太后祝寿的机会，钻营到恭亲王身边，得到了恭亲王的信赖。
甲午战后他推荐袁世凯练新军时，已经当上了兵部尚书。他这时已远比从前老练，善于看准关节，特别肯在总管太监李莲英跟前花银子，因此渐渐改变了慈禧太后对他的印象。他回北京的第二年，得到了复查慈禧陵寝工程雨损的差事，这个工程先经一个大臣检查过，报了需三十万的修缮工费。
据说这位大臣因为工程原是醇亲王奕生前监工督办的，不便低估原工程的质量，所以，损毁情形也报得不太严重。但荣禄另是一个做法，他摸准了太后的心理，把损毁程度夸张了一番，修缮费报了个一百五十万两。结果太后把那位大臣骂了一通，对已死的醇亲王的忠心也发生了疑问，自然荣禄从此又进一步得到赏识。
荣禄有了李莲英这个好朋友，加上他的妻子很会讨好太后，常被召进宫去陪伴太后聊天，所以，他对慈禧的心理越摸越熟。他深知慈禧光绪母子不和的内情，也最深知这场不和对他自己地位的影响，当然，他更愿意在这场内讧中给慈禧出主意。
在光绪皇帝发出变法维新的各种上谕，那些被罢黜的和担心被皇帝身边人挤掉了位置的人向他哭哭啼啼的时候，他早已给慈禧安排好计策。当时有人把皇帝太后身边这两派势力称为帝党和后党，荣禄是当权派后党的首脑，翁同龢是没有实权的帝党的首脑。
维新派之所以能够和皇帝接触上，就是由于翁同龢对康有为的推荐。慈禧按照计策，先强逼光绪叫他的老师翁同龢退休回家。据说翁同龢突然接到解职的上谕之后，荣禄还握着翁同龢的手挥泪问他：“您怎么会把皇帝给得罪了啊？
”翁同龢离开北京不几天，荣禄就走马上任，做了文渊阁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这是相位之首又统辖近畿三军的职位。荣禄得到了这个职位，第二步本想用六部九卿联名上疏太后的办法，废掉光绪，由太后恢复听政，但从甲午战败之后，这些当权派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有人很怕这个举动引起更大的反响，不敢赞同。
于是，荣禄又策划出一个另类办法，准备在太后和皇帝到天津检阅新建陆军时，实行政变。这个消息叫光绪知道了，他连忙通知维新派去想办法。维新派如果把这件事情公开出去，也许事情不至闹成后来那样，但是这些书生们却秘密地去找袁世凯这样的人物。
袁世凯在朝野以谈维新为时髦的时候，参加过维新派的团体强学会，这时是统率着七千新军的头目。翁同龢回家经过天津时，袁世凯还向翁同龢表示过对皇帝的忠诚，这些举动都使维新派人士对他产生了幻想。光绪召见了这位直隶按察使，破格升他为兵部侍郎专司练兵事务，然后维新派谭嗣同又到他的寓所，说出了维新派的计划：在慈禧和光绪阅兵时，实行兵谏，诛杀荣禄，软禁慈禧，拥戴光绪。
袁世凯听了，慷慨激昂，一口承担，说：“杀荣禄像杀一条狗似的那么容易！”谭嗣同对他说：“你要不干也行，西太后那边告发了，也有荣华富贵。”他立刻瞪了眼：“瞧你把我袁世凯看成了什么人！”可是他送走了谭嗣同当天就奔回天津，向他的上司荣禄作了全盘报告，荣禄又连忙乘火车北上，在丰台下车直奔颐和园，告诉了慈禧。
这次戊戌政变的结果，光绪被幽禁，谭嗣同等六位维新派人士被杀，康有为逃到日本，百日维新昙花一现。而我的外祖父，正如梁启超说的，是“身兼将相，权倾举朝”。《清史稿》里也说是“得太后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细巨，常待一言决焉”。
荣禄对慈禧太后的忠诚，在庚子那年，慈禧利用义和团杀洋人，又利用洋人杀义和团的一场大灾难中又有所表现。慈禧为了除掉光绪这个祸根，政变后曾经用假药方散布光绪病重消息，给谋杀光绪准备条件，可是被人识破了，后来闹到洋人出面要给光绪看病，结果慈禧不敢惹洋人，让洋人看了病，也证实了阴谋。
她一计不成，又想出先为同治立嗣再除光绪的办法。她选的皇储是端王载漪的儿子溥㑺，根据荣禄的主意，皇储不叫皇太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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