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几次听见他和摄政王嚷：“老大哥这是为你打算，再不听我老大哥，老庆就把大清断送啦！”摄政王总是半晌不出声，最后说了一句：“好，好，明儿跟老庆再说……”到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奕劻照他自己的主意去办事，载泽又算白吵嚷一次。
载泽的失败，往往就是载沣的失败，奕劻的胜利，也就意味着洹上垂钓的袁世凯的胜利。摄政王明白这个道理，也未尝不想加以抵制，可是他毫无办法。武昌起义的风暴起来了，前去讨伐的清军，在满族的陆军大臣萨昌的统率下，作战不利，告急文书纷纷飞来。
袁世凯的“军师”徐世昌看出了机会已至，就活动好奕劻、那桐几个军机一齐向摄政王保举袁世凯。这回摄政王自己拿主意了，向“愿以身家性命”为袁作担保的那桐发了脾气，严肃地申斥了一顿。但他忘了那桐既然敢出头保袁世凯，就必然是有恃无恐的。
摄政王发完了威风，那桐告老辞职，奕劻不上朝应班，前线紧急军情电报一封接一封送到摄政王面前，摄政王没了主意。这又赶紧赏那桐“乘坐二人肩舆”，挽请奕劻“体念时艰”，最后是乖乖地签发了授袁世凯钦差大臣节制各军，并委袁的亲信冯国璋、段祺瑞为两军统领的谕旨。
摄政王垂头丧气地回到府邸，另一伙王公们又包围了他，埋怨他先是放虎归山，这回又引狼入室，说袁世凯这一出来，后患无穷，只怕大清都保不住了。他后了悔，忙请这一伙王公们出主意，这伙人就说，让袁世凯出来，但不能再让袁把军队都拿到手里，因此委派冯国璋、段祺瑞为前线军统的上谕不能发出去，要换上别人。
在一番争论之后，有人认为冯国璋还有交情，而段祺瑞一定要换，载洵贝勒要求把段换上他的亲信姜桂题，并且给摄政王重新拟出了新的电报。摄政王派人连夜把电报送到庆王府，叫奕劻换发一下。送信人去了不久，回来报告，说庆王正歇觉，公事等明天上朝再说。
第二天摄政王上朝，不等他拿出第二个上谕，奕劻就告诉他，第一个上谕当夜就发出去了。我父亲也并非完全没有主意，他的主意便是维持皇族的统治，方法是把兵权抓过来。这是他那次出使德国从德国皇室学到的一条，军队一定要放在皇室手里，皇族子弟要当军官。
他做得更彻底，不但抓到皇室手里，而且还必须抓在自己家里。在我即位后不多天，他就派自己的兄弟做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建立皇家军队。袁世凯开缺后，他代替皇帝为大元帅，为统率全国军队的元首，并派兄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另一个兄弟载涛管军咨处（等于参谋总部的机构），后来我这两位叔叔就成了正式的海军部大臣和军咨府大臣。
当然，在这些措施的背后还有一套实际掌握全国军队的打算。假定这些打算是他自己能够想得出的，不说外界阻力，只说他实现它的才能，也和他的打算太不相称了。因此，不但跟着袁世凯跑的人不满意他，就连自己的兄弟也常为他摇头叹息。
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出使德国赴任之前，到摄政王这里请示机宜，我七叔载涛陪他进宫，托付他在摄政王面前替他说一件关于禁卫军的事，大概他怕这件事自己说还没用，所以要借重一下李经迈的面子。李经迈答应了他，进殿去了。
过了不大工夫，在外边等候着的载涛看见李经迈又出来了，大为奇怪，料想他托付的事必定没办，就问李经迈是怎么回事。李经迈苦笑着说：“王爷见了我一共就说了三句话。‘你哪天来的？’我说了，他接着就问：‘你哪天走？
’我刚答完，不等说下去，王爷就说：‘好，好，好好干吧，下去吧！’——连我自己的事情都没说，怎么还能说得上你的事？”这位王爷让兄弟们感到为难之处，也是多方面的。我祖母患乳疮时，请中医总不见好，父亲听从了叔叔们的意见，请来了一位法国医生。
医生说要开刀，当然，醇王府全家都是反对的，医生只好采取敷药的办法。当医生从医疗包里拿出一些简单的器具，点上了酒精灯的时候，父亲吓坏了，忙问翻译道：“这这这干吗？烧老太太？”我六叔看他在洋人跟前这样，难为情地在他身后直摇头咧嘴。
医生留下药走了，每隔些天由护士来看看，留点药。后来医生又来检查，发现老太太病情毫无好转，觉得十分奇怪，就叫把用过的药膏盒子拿来看看。父亲亲自把药盒都拿来了，一看，原来一律原封未动。叔叔们又不禁摇头叹气一番。
有些当面恭恭敬敬呼他王爷的人，背后提起他来，却很不礼貌地把他叫做“大王爷”。醇王府的大管事张文治是最爱议论大王爷的人。有一回他说，在王府附近有一座小庙，供着一口井，传说那里住着一位“仙家”。“银锭桥案件”败露后，大王爷有一次经过那个小庙要拜一拜“仙家”，感谢对他的庇佑，他刚跪下去，忽然从供桌后跳出个黄鼠狼之类的东西。
这件事叫巡警知道了，报了上去，于是大臣们就传说王爷命大，连仙家们都受不了他这一拜。张文治说完了故事就揭穿了底细，原来这是王爷叫庙里人准备好的，那个庙，就是醇王府花钱养着的。在家庭里，我父亲却是自命为破除迷信的维新派（醇王府的人在慈禧死后都喜欢自称是维新派）。
提起父亲的生活琐事，也有不少反对迷信和趋向时新风气的举动。我还听人说过：“老佛爷并不是反对维新的，戊戌以后办的那些事不都是光绪要办的吗。醇亲王也是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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