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精神失常的病患又发作了。当然，先订的婚还是退掉了。过了六年，她的病又大发作了一次，这是在军机大臣送来懿旨叫送我进宫的那天。我一生下来，就归祖母抚养。祖母是非常疼爱我的。听乳母说过，祖母每夜都要起来一两次，过来看看我睡得怎样，来的时候连鞋都不穿，怕木底鞋的响声惊动我。
这样把我养到三岁，突然听说慈禧把我要到宫里去，她立即昏厥过去。从那以后，她的病就更加容易发作，发作起来就精神恍恍惚惚，像痴了的一样，这样时好时犯地一直到去世。她去世时五十九岁，在我离京到天津那年。醇亲王载沣自八岁丧父，就在醇贤亲王的遗训和这样两位老人的管教下过着传统的贵族生活，成长起来。
凭着血缘，也凭着他的懦弱和从上辈承继下来的谨慎，他当上了摄政王，享受着俸禄和采邑的供应，上有母亲管着家务，下有长史、世袭散骑郎等人负责的一套办事机构为他理财、酬应，有一大批护卫、太监、仆妇供他役使，还有一群清客给他出谋划策以及聊天游玩。
他用不着操心家庭生活，也用不上什么生产知识。他和外界接触不多，除了依例行事的冠盖交往。二十岁的少年也谈不到有多少社会阅历。他的环境和生活就是如此这般，就难怪他见了人“嗫嚅不能对”了。我父亲有两位“福晋”，生了四子七女。
我的第二位母亲是辛亥以后来的，我的三胞妹和异母的三、四弟，四、五、六、七妹出生在民国时代。这一家人到现在，除了我还有二、四两弟和二至七这六位妹妹。父亲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九五一年年初。母亲早于一九二一年逝世。
父亲的日记里说是“痰厥”，其实是吞鸦片自杀的。是因为我在宫里和端康太妃争吵，不服她管教，太妃把我母亲叫进去训斥了一顿，她回到家里便吞烟自尽了。母亲和父亲是完全不同的类型。有人说旗人的姑奶奶往往比姑爷能干，或许是真的。
我记得我的妻子婉容和我的母亲瓜尔佳氏就比我和父亲懂得的事多，特别是会享受，会买东西。据说旗人姑娘在家里能主事，能受到兄嫂辈的尊敬，是由于每个姑娘都有机会选到宫里当上嫔妃（据我想，恐怕更重要的原因是兄弟辈不是游手好闲就是忙于宦务，管家理财的责任自然落在姊妹们身上，因此，姑娘就比较能干些）。
我母亲在娘家时很受宠，慈禧也曾说过“这姑娘连我也不怕”的话。母亲花起钱来，祖母和父亲非常头痛，对她简直没办法。父亲的收入，不算田庄，亲王双俸和什么养廉费每年是五万两，到民国时代的小朝廷还是每年照付，每次俸银到手不久，就给母亲花个精光。
后来父亲想了很多办法应付她，曾经和她在财务上分家，给她规定用钱数目，甚至还用过摔家伙的办法，比如拿起条几上的瓶瓶罐罐摔在地上，以示愤怒和决心。但一切办法都不生效，特别是总摔东西舍不得，后来专为这幕戏准备了一些摔不碎的铜壶铅罐之类的东西（我弟弟见过这些“道具”）。
自然，这些威风也被母亲识破，结果还是父亲再拿出钱来供她花。花得我祖母每到月底对着账房送来的账条叹气流泪，我父亲也只好再叫管事的变卖古玩、田产抵亏空。母亲不但花父亲的钱，也时常拿出自己贵重的陪嫁首饰去悄悄变卖。
她究竟有些什么开销呢？我后来才知道，她除了生活享受之外，曾避着父亲，把钱用在政治活动上，通过荣禄的旧部如民国时代步兵统领衙门的总兵袁得亮之流，去运动奉天的将领。这种活动，还有太妃们参与。她们为了复辟的梦想，拿出不少首饰，白费了不少银子。
溥杰小时候亲眼看见过她和太妃的太监鬼鬼祟祟地商议事情，问她是什么事，她说：“现在你还小呢，将来长大了，就明白我在做着什么了。”她却不知道，她和太妃们的那些财宝，都给太监和袁得亮中饱了。她对她父亲的旧部有着特殊的信赖，甚至对袁世凯也能谅解。
辛亥后，醇王府上下大小无不痛骂袁世凯，袁世凯称帝时，孩子们把报纸上袁世凯的眼睛都抠掉了，唯独母亲另有见解：“说来说去不怪袁世凯，就怪孙文！”我的弟弟妹妹们从小并不怕祖母和父亲，而独怕母亲。佣仆自然更不用说。
有一天，我父亲从外面回来，看见窗户没有关好，问一个太监：“怎么不关好？”不知这太监听成了什么，回答说：“因为奴才的奶奶还没回来。”父亲听了这句驴唇不对马嘴的话生了气，罚他跪在地上。一个女仆说：“要是老爷子，还不把你打成稀烂！
”老爷子是说的母亲，她和慈禧一样，喜欢别人用对男人的称呼来叫她。我三岁进宫，到了十一岁才认得自己的祖母和母亲，那是她们奉太妃之召进宫的。我见了她们，只觉得很生疏，一点不觉得亲切。不过我还记得，祖母的眼睛总不离开我，而且好像总是含着泪光，她经过慎重选择说些十分单纯的问饱问暖话，这是充满着被封锁起来的慈爱的。
母亲给我的印象就完全不同，我见了她的时候除生疏之外更加上几分惧怕。她每次见了我总爱板着脸说些官话：“皇上要多看些祖宗的圣训”，“皇上别贪吃，皇上的身子是圣体，皇上要早睡早起”……现在回想起来，那硬邦邦的感觉似乎还存在着，低贱的使女出身的祖母和大学士府小姐出身的母亲，流露出的人情，竟是如此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