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本教科书《孝经》里就规定下“始于事亲，终于事君”的道理，说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最高的道德标准。这些顺耳的道理，在开讲以前就从师傅课外闲谈里听到，开讲以后，也是师傅讲得比书上的多。所以，真正的古文倒不如师傅的古话给我的印象更深。
我的与众不同的念书方法，也让我得不到别人能得到的东西。许多旧学塾出身的人都背过书，据说这是件苦事，但也确实给了他们好处。这种好处我就没享受到。师傅从来没叫我背过书，只是在书房里念几遍而已。也许他们也考虑到念书是应该记住的，所以规定了这样两条办法：一条是我到太后面前请安的时候，要在太后面前把书从头念一遍给她听；另一条是我每天早晨起床后，由总管太监站在我卧室外面大声地把我昨天学的功课念几遍给我听。
至于我能记住多少，我想记不想记，就没有人管了。没有任何测验和督促，我从来没有作过文。记得只作过几次对子，作过一两首古体诗，这也是极偶然的事。我的任何作品，老师向例不加评论。我的满文（宫内叫做清文）学了不少年，但是我只学会说一句话，这就是当满族大臣向我请安照例说了“阿哈某某，恩都尔林额，额直呢，显勒赫，博，拜密（奴才某某跪请主子的圣安）”之后，我须照例说的那句：“伊立（起来）！
”我九岁的时候，他们又想出一条促进我学业的办法，给我配上伴读的学生。伴读者每人每月可以拿到按八十两银子折合的酬赏，合大洋一百一十一元一分一厘，另外被“赏紫禁城骑马”。虽然那时已进入民国时代，这在皇族子弟中仍然被看做巨大的荣誉。
得到这项荣誉的是溥杰和一个叔伯侄子，溥伦的儿子毓崇（伴读汉文），一个叔伯兄弟，载涛的儿子溥佳（伴读英文，是十四岁时才有的）。伴读者另有一种荣誉，是代书房里的皇帝受过。“成王有过，则挞伯禽”，既有此古例，因此在我念书不好的时候，老师便要教训伴读的人。
实际上，皇弟溥杰是受不到这个的，倒霉的就是毓崇。毓庆宫里这三个汉文学生，溥杰的功课最好，因为他在家里另有一位教师很认真地教他，他每天到毓庆宫来，不过是白赔半天工夫，真正的学业是从家塾里得到的。念书成绩最坏的是毓崇，原因倒不是他在家里没另请师傅，而是他由于念得好也挨说，念不好也挨说，自然使他念得没有兴趣，所以，他的低劣成绩可以说是职业原因造成的。
我后来看了马克·吐温的小说《王子与贫儿》，发现英国古代王子的书屋里，设有世袭罔替的“鞭童”，在王子念书不好时专供老师打屁股之用，这真是古今中外无独有偶了。我在没有伴读同学的时候，确实是够淘气的。我念书的时候，有时会把鞋袜全脱掉，一高兴，还把袜子扔到桌子上，老师只得给我收拾好，给我穿上。
有一次，我看见徐坊老师的长眉毛好玩，要他过来给我摸摸，他不得不俯过头来，叫我冷不防给拔下一根来。徐坊后来去世，太监们都说这是给“万岁爷”拔掉寿眉的缘故。有一次，我的陆润庠师傅给我竟闹得把“君臣”都忘了。
记得我那次无论如何念不下书，只想到院子里看蚂蚁倒窝去，陆老师先用了不少婉转的话劝我，什么“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我听也听不懂，只是坐在那里东张西望，身子扭来扭去。陆师傅看我还是不安心，又说了什么“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我反倒索性站起来要下地了，这时他着了急，忽然大喝一声：“不许动！
”把我吓了一跳，居然变得老实一些。可是过了不久，我又想起了蚂蚁，在座位上魂不守舍地扭起来。伴读的来了之后，果然好了一些，在书房里也坐得住了。我有了什么过失，师傅们也有了规劝和警戒的方法。记得有一次我蹦蹦跳跳地走路，慌慌张张走进书房，听见陈老师对坐得好好的毓崇说：“君子不威则不固…
…看你走路何其轻佻！”我每天念书时间是早八时至十一时，后来添了英文课，在下午一至三时。每天早晨八时前，我乘坐八人抬的金顶黄轿到毓庆宫，我说了一声：“叫！”太监即应声出去，把坐在矮小的配房里的老师和伴读者叫了来。
他们进殿有一定程序：前面是捧书的太监，后随着第一堂课的老师傅，再后面是伴读的学生。老师进门后，先站在那里向我注目一下，这算见面礼，我也无须回礼，因为“虽师，臣也，虽徒，君也”，这是礼法有规定的。然后溥杰和毓崇向我请跪安。
礼毕，大家就座，桌子北边朝南的独座是我的，师傅坐在我左手边面西的位子上，顺他身边的是伴读者的座位。这时太监们把他们的帽子在帽筒上放好，鱼贯而退，我们的功课就开始了。我找到了十五岁时写的三页日记，可以看出那时念书的生活情况。
辛亥后，在我那一圈儿里一直保留着宣统年号，这几页日记上标着是“宣统十二年十一月”的。二十七日，晴。早四时起，书大福字十八张。八时上课，同溥杰毓崇共读论语、周礼、礼记、唐诗，听陈师傅讲通鉴辑览。九时半餐毕，复读左传、榖梁传，听朱师讲大学衍义及写对联，至十一时功课毕，请安四宫。
是日庄士敦未至。因微受感冒，遂还养心殿，书福寿字三十张，复阅各报，至四时餐，六时寝。卧帐中又读古文观止，甚有兴味。二十八日，晴。早四时即起，静坐少时，至八时上课。仍如昨日所记。至十二钟三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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