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去世那天，消息一传进紫禁城，人人都像遇见了大喜事。太监们奔走相告，太妃们去“护国协天大帝关圣帝君”像前烧香，毓庆宫无形中停了一天课……接着，紫禁城中就听见了一种新的“响城”声：“袁世凯失败，就在于动了鸠占鹊巢之念。
”“帝制非不可为，百姓要的却是旧主。”“袁世凯与拿破仑三世不同，他并不如拿氏有祖荫可恃。”“与其叫姓袁的当皇帝，还不如物归旧主哩。”这些声音，和师傅们说的“本朝深仁厚泽，全国人心思旧”的话形成共鸣。我的思想感情这时和头几年有了很大的不同。
这年年初，我刚在奕劻谥法问题上表现出了“成绩”，这时候，我又对报纸发生了兴趣。袁死了，不多天之后，报上有了“宗社党起事未成”“满蒙匪势猖獗”的消息。我知道这是肃亲王善耆这些人正在为我活动。当初公开反抗共和的王公大臣——善耆、溥伟、升允、铁良，被称做四个申包胥的，哭秦廷都没成功，后来除了铁良躲到天津的外国租界，其余的都住在日本租界地旅顺、大连，仍然通过手下的日本浪人勾结日本的军阀、财阀，从事复辟武装活动。
其中最活跃的是善耆，他任民政部尚书时聘用的警政顾问日本人川岛浪速，一直跟他在一起，给他跑合拉纤。日本财主大仓喜八郎男爵给他拿出活动费一百万日元。日本军人青森、土井等人给他招募满蒙武装，编练军队，居然有了好几千人。
袁世凯一死，就闹起来了。其中有一支由蒙古贵族巴布扎布率的队伍，一度逼近了张家口，气势十分猖獗。后来巴布扎布在兵变中被部下刺杀，才告终结。在闹得最凶的那些天，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勤王军”和民国的军队在满蒙几个地方乒乒乓乓地打得热闹，在北京城里的民国政府和清室小朝廷照旧祝贺往来，应酬不绝。
紫禁城从袁世凯去世那天开始的兴隆气象，蒸蒸日上，既不受善耆和巴布扎巴兴兵作乱的影响，更不受他们失败的连累。袁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紫禁城派了那个曾向袁世凯劝进的溥伦前去祝贺，黎元洪派了代表来答谢，并且把袁世凯要去的皇帝仪仗送回到紫禁城。
有些王公大臣们得到了民国的勋章。有些王公在袁世凯朝代东躲西藏，现在挂上了嘉禾章，又出现在交际场合。元旦和我的生日，大总统的礼官前来祝贺，我父亲也向黎总统段总理赠送肴馔。内务府比以前忙多了，要拟旨赐谥法，赏朝马、二人肩舆、花翎、顶戴，要授什么南书房行走、乾清门各等侍卫，要带领秀女供太妃批选，也偷偷地收留下优待条件上所禁止的新太监。
当然，还有我所无从了解的各种交际应酬，由个别的私宴到对国会议员们的公宴……总之，紫禁城恢复了活跃。到丁巳年（民国六年）张勋进宫请安这天，就开始出现了高潮。在这以前，我亲自召见请安的人还不多，大都限于满族。
我每天的活动除了到毓庆宫念书，在养心殿看看报，其余大部分时间还是游戏。我看见神武门那边翎顶袍褂多起来了，觉着高兴，听说勤王军发动了，尤其兴奋，而勤王军溃灭了，也感到泄气。但总的说来，我也很容易把这些事情忘掉。
听说肃亲王逃亡旅大，消息不明，未免替他担心，可是一看见骆驼打喷嚏很好玩，肃亲王的安危就扔到脑后去了。既然有“王爷”和师傅大臣们在，我又何必操那么多的心呢？到了事情由师傅告诉我的时候，那准是一切都商议妥帖了。
阴历九月廿七日这天的情形也是如此。新授的“太保”陈宝琛和刚到紫禁城不久的“毓庆宫行走”梁鼎芬两位师傅，一齐走进了毓庆宫，不等落座，陈师傅先开了口：“今天皇上不用念书了。有个大臣来给皇上请安，一会奏事处太监会上来请示的。
”“谁呀？”“前两江总督兼摄江苏巡抚张勋。”“张勋？是那个不剪辫子的定武军张勋吗？”“正是，正是。”梁鼎芬赞许地点头，“皇上记性真好，正是那个张勋。”梁师傅向来不错过颂扬的机会。为了这个目的，他正在写我的起居注。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好记性，只不过前不久才听师傅们说起这个张勋的故事。民国开元以来，张勋和他的军队一直保留着辫子。袁世凯在民国二年扑灭“二次革命”，以辫子兵攻陷南京而大功告成。辫子兵在南京大抢大烧，误伤了日本领事馆的人，惹起日本人的抗议，辫帅赶忙到日本领事面前赔礼道歉，赔偿一切损失，才算了事。
这些事是我后来从报上看到的，当时从师傅口中只听说这位旧臣的忠心，知道了他在隆裕死后通电吊唁称为“国丧”，还说了“凡我民国官吏莫非大清臣民”的话。袁世凯死了不久，报上登过张勋的一封公电。这封公电表示了徐州的督军会议对袁死后政局的态度，头一条却是“尊重优待清室各条”。
总之，我相信他是位忠臣，愿意看看他是个什么样儿。按清朝规矩，皇帝召见大臣时，无关的人一律不得在旁。因此，每次召见外来的不常见的人之前，师傅总要先教导一番，告诉我要说些什么话。这次陈师傅用特别认真的神气告诉我，要夸赞张勋的忠心，叫我记住他现在是长江巡阅使，有六十营的军队在徐州兖州一带，可以问问他徐兖和军队的事，好叫他知道皇上对他很关心。
末了，陈师傅再三嘱咐道：“张勋免不了要夸赞皇上，皇上切记，一定要以谦逊答之，这就是示以圣德。”“满招损，谦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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