霖活动复辟的传说。大概这类消息一直传播到民国十一年，即张作霖又败回东北时为止。这些消息我从中文报纸上也看到过一些（上海报为多）。我对上面这条消息印象特别深刻，因为这条消息是最先使我从心底出现了欣喜之情，同时也让我得以理解，为什么奉军首领们对紫禁城那样热诚，为什么端康“千秋”时张景惠也夹在王公大臣之间来磕头，为什么人们说奉天会馆特别热闹，某些王公们那样兴致勃勃。
但正当我刚刚有点明白，刚刚对张作霖有了热情的时候，昨天还合作着的直奉两系，突然也发生了摩擦，开起火来了。结果是奉军失利，又跑到山海关外去了。奉军败走，徐世昌接着忽然下台；直军统治了北京，在张勋复辟时被赶下台的黎元洪又二次当了总统。
在这次政局变动中，紫禁城又发生了新的惊慌。这次和张勋复辟那次不同的，是已经有了像庄士敦这样可以起保险作用的人，王公大臣们就请求庄士敦带我到英国使馆去避难。庄士敦和英国公使贝尔利·阿尔斯顿勋爵商议了之后，回答说，英国公使馆可以给庄士敦个人拨出一些房间，必要时我可以作为庄士敦的私人客人住到里面去，同时英国人又找葡萄牙和荷兰公使馆交涉好，必要时可以容纳皇室其他的人去避难。
这样安排好了，后来却没有出现那种必要的情况。这里有一事件值得一说。在奉军败走，徐世昌下台之后不久，我由于种种的不安和其他后来要谈到的原因，忽然又请求庄士敦，立即带我出洋，并且叫他预备好汽车接我，我打算不征求王公大臣们的同意就离开这里。
我这个请求是突然之间把他找来提出的。这位英国师傅被这意外的事情弄得怔住了，他几乎是来不及思索地就回答我：“这是不合时宜的，陛下要冷静考虑到，徐总统刚逃出北京，皇帝陛下立刻从紫禁城失踪，这会引起联想，说徐世昌和清室有什么阴谋。
再说，在这种情形下，英国也不会接受陛下……”当时我却没有这种联想的本领，因为人们不曾告诉我，张、徐之间以及张、徐与小朝廷之间暗中发生的事情，当然更想不到直奉战争之发生以及这一场胜负和东交民巷的关系。我当时一听这个要求办不到，只好拉倒，不去多费脑筋了。
这是民国十一年春夏间的事。紫禁城登了报，声明说清室和奉军有什么关系不过是个谣言，以后也没发生什么问题。第二年，直系的首领曹锟用五千元买一张选票的办法，贿赂议员选他当上了总统。紫禁城对这位直系首领的恐惧刚刚消失，又对另一位直系首领，声望日高而实力日益强大的吴佩孚发生了兴趣。
在我民国十一年结婚之前，我知道王公大臣们安排过给吴佩孚送礼的事。我结了婚，按例算做成人，王公大臣们办事要向我直接谈了。新来的遗老、后来当伪满的第一任国务总理的郑孝胥就向我献策说，吴佩孚是个最有希望的军人，他素来以关羽自居，心存大清社稷，大可前去游说。
这年吴佩孚在洛阳做五十大寿，在我同意之下，郑孝胥带了一份厚礼前去拜寿。但吴佩孚的态度若即若离，总没有明白的表示。后来康有为也游说他，康有为把他和吴的往来信札也给我看了，也没得到肯定的结果。事实上吴的得意时代也太短促了，就在他做寿的第二年，直奉又发生战争，吴佩孚部下的冯玉祥“倒戈”宣布和平，结果吴佩孚一败涂地，我也在紫禁城坐不住，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了出来。
在我结婚前最后这几年沧海白云之间，小朝廷里王公大臣们心情变化并不完全一样，主张越来越分歧。和年轻的王公正相反，表现最为消极的是内务府领衔大臣世续。他从丁巳复辟起，越来越泄气，后来成了完全灰心悲观的人。
他甚至和人这样说过：就算复辟成功，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他的理由是那些不知好歹的年轻王公必定更有恃无恐地胡闹，直到闹出一场比辛亥更大的乱子为止。他又说，就算王公出息多了，出不了乱子，我这位皇帝自己也保不了自己的险，说不定会给自己弄个什么结局。
他最后的主张，是给我选一门理想的亲。他认为最好选一门没落贵族，因为这种人家的女儿会过日子，不至于把我的“家产”毁得太快；如果不这样，就和蒙古王公结亲，以便必要时我可以跑到老丈人家去过日子。如果我当时听到他的议论，准会气死，但今天我却不得不佩服他有知人之明。
世续死于我结婚前一年左右，他去世前一年即因病不多问事，代替他的是绍英。绍英的见识远不如他的前任，谨慎小心胆小怕事则有过之。在绍英心里，只有退保，决无进取打算。他要保守的与其说是我这个皇上，倒不如说保的是“优待条件”。
因为保住这个东西就等于保住了他的一切——从财产生命到他的头衔。他是首先从庄士敦身上看到这种保险作用的。他宁愿把自己的空房子白给外国人住，也不收出高租金的中国人为房客。庄士敦自己不愿意领他这份情，帮忙给找了一个外国人做了他的邻居，在他的屋顶上挂上了外国的国旗，因此他对庄士敦是感恩不尽的。
处于最年轻的王公和最年老的内务府大臣之间的是陈宝琛师傅。他不像世续那样悲观，也不像绍英那样除了保守优待条件以外，别的事连想也不想。他是深信将来“圣德日新”，到时候必然“天与人归”的。他不像年轻的王公们对军人们那么感兴趣，他并不反对和军人们联络，他甚至自己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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